2008年對於中國人來說就像坐過山車，你還沒從年初雪災中緩過勁來，馬上又要迎接奧運聖火，而在這冰火兩重天之間，上帝還在中間那段時間開了個大的玩笑。
5月12日，北京的下午天氣有些悶熱。天空呈現出一種灰撲撲的顏色。
此時的楊明宇正坐在課程改革實驗中心的地下室裡。
楊明宇手裡拿著一份1998年的教改檔案，目光卻並沒有聚焦在文字上。他重生歸來雖然擁有未來的記憶，但他並不是神。他知道歷史的大勢，卻無法改變地殼的運動。
他看著牆上的掛鐘，時針指向了兩點。分針一點點地挪動，每一秒都像是在他的心上敲鼓。
他知道即將發生什麼，但他什麼都做不了。他不能跑出去大喊“要地震了”，那樣隻會被當成瘋子抓進安定醫院。
兩點二十八分。
楊明宇放下了手中的檔案，雙手死死地抓住了桌沿。
即便是在北京，距離震中一千多公裡，那種來自大地的震顫依然傳了過來。
先是一陣輕微的眩暈，像是低血糖發作。緊接著，頭頂那盞老式的日光燈開始搖晃，發出“吱呀吱呀”的聲音。桌上的水杯裡水麵泛起了漣漪。
“怎麼回事？地鐵經過嗎？”隔壁檔案室的小張探出頭來，一臉茫然。
楊明宇猛地站起來大聲喊道：“不是地鐵！快出去！到空地上去！”
小張被楊明宇從未有過的嚴厲嚇了一跳，雖然不明所以，但還是下意識地跟著楊明宇衝向了樓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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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明宇沒有打電話。他默默地退出了人群，回到了那個昏暗的地下室。
如果是以前，他可能會覺得這個地下室像個牢籠。但此刻，他覺得這裡像個避難所，或者說一個懺悔室。
他開啟電腦，看著新聞裡不斷更新的傷亡數字，看著那些從前線傳回來的、模糊不清卻依然令人心碎的照片。斷裂的道路，垮塌的房屋，還有……廢墟下露出的書包。
書包。
作為一名教師，這像針一樣刺痛了楊明宇的眼睛。
新聞裡開始報道受災最嚴重的區域。聚源中學、北川中學……那一串串學校的名字此刻變成了死亡名單。
楊明宇的眼眶紅了。他想起自己在長林一中看到的那些孩子，想起14班那群曾經讓他頭疼又讓他驕傲的學生。在災難麵前，生命是如此脆弱，而教育，這個平日裡被無數人掛在嘴邊爭論不休的話題，在這一刻顯得那麼蒼白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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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老師，在地震災區能乾什麼？
楊明宇閉上眼睛，努力搜尋著前世的記憶。他記得，在地震發生後的頭幾天，除了資的短缺，還有一個被很多人忽視的問題——心理創傷。
那些倖存下來的孩子，那些一夜之間失去父母、失去同學、失去老師的孩子，他們的世界崩塌了。如果不及時進行心理乾預，這種創傷會伴隨他們一生。
“心理援助。”楊明宇睜開眼，目變得堅定。
他在鍵盤上敲下了幾個字：《關於立即組建教育部心理援助專家組赴災區的請戰書》。
這可能是他這輩子寫得最快的一份公文。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僚的套話。他結合自己前世對災後心理重建的研究（雖然那時候他還沒專門研究過，但他有三十年的教育經驗和未來的視野），列出了災區最急需解決的三個心理問題：
第一，倖存學生的應激反應乾預。
第二，喪親孤兒的心理安與陪伴。
第三，一線教師（倖存者）的心理疏導。
寫完最後一個字，他沒有猶豫，直接打印出來，簽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後按下了鮮紅的手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