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傍晚，趙敏坐在宿舍的床上。她是協和臨床醫學八年製的學生，今年剛讀大三。按理說，大三的醫學生是個尷尬的物種——她們一隻腳剛踏進醫學的門檻，背熟了人體解剖圖，知道了什麼叫“三羧酸迴圈”，但另一隻腳還懸在臨床的門外，連給病人換藥的資格都沒有，充其量就是個穿白大褂的“理論家”。
但此刻，這個“理論家”正在進行“越獄”策劃。
新聞裡，傷亡數字瘋狂上漲，每一次重新整理，都意味著成百上千個家庭的破碎。
我們常說，醫生的天職是救死扶傷。但這句誓言在很多時候更像是一種掛在牆上的標語，或者是畢業典禮上用來煽情的臺詞。在和平年代，醫生是職業，是飯碗，是需要考證、評職稱、發論文的漫長晉升之路。
但在災難降臨的那一秒，這句誓言會突然剝去所有功利的外衣，變回它最原始，也最神聖的模樣——有人在流血，你得去堵住它。
趙敏把桌上那些死貴的原版教材統統推到一邊，拽過那個平時用來裝臟衣服的登山包。她開始往裡麵塞東西。
不是化妝品，不是換洗的漂亮裙子，甚至不是食物。
止血鉗（從實驗室順的）、醫用紗布（平時練習剩下的）、碘伏、抗生素（校醫院開的存貨）、兩把嶄新的手術刀片。
她一邊塞，一邊在心裡罵自己瘋了。一個大三學生，帶手術刀去乾什麼？去給災民修腳嗎？她連闌尾都沒割過，甚至連活體縫合都沒做過幾次，這時候跑去震區簡直就是“熱血上頭”的自殺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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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世上有些事是不能用邏輯去解釋的。就像你看到有人落水，第一反應是跳下去，而不是站在岸上計算水的浮力和你遊泳技術的匹配度。
這就是2008年的中國年輕人。我們被貼上過“垮掉的一代”、“溫室花朵”、“非主流”的標籤，他們被認為是被甚至網際網路毀掉的一代。但在2008年那個春夏之交，當災難把國家撕開一道口子的時候，這群年輕人下意識地用自己的身體去填補那個缺口。
趙敏給導員留了一張紙條，上麵隻有一句話：“家裡有急事，歸期未定，請假一週。”
這大概是全中國最爛的請假理由，爛到導員一眼就能看穿。但她顧不上了。她背起包，最後看了一眼牆上掛著的那件短款白大褂，那是她們大三學生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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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罄。這個詞在春運時意味著回家無望的絕望，但在今天，它意味著有一條生命通道已經被無數逆行者填滿了。
趙敏擠到視窗，前麵的大姐還在哭著求票：“同誌，哪怕是站票，哪怕是蹲廁所裡都行！我娃在北川讀書啊！電話打不通啊！”
售票員紅著眼睛，一遍遍解釋：“大姐，真沒了，連過道都塞滿了。現在的車次優先保障軍隊和醫療隊。”
趙敏深吸一口氣，她知道正規渠道是走不通了。她既不是軍人，也不是有編製的醫生，她隻是個隻有一腔熱血的大三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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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手機訊號開始變得斷斷續續。
趙敏拿出手機，想看看群裡的訊息。
“我是吳哲，我在上海。我也上車了，也是座……不對，是站。我帶了兩箱心理輔導的書，雖然我覺得現在災民可能更需要饅頭，但我隻有這個。”
鍵時刻倒也沒慫。雖然他帶書這個行為真的很“吳哲”，充滿了理想主義的書呆子氣，但在這種時候，你不能嘲笑任何一種形式的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