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昆頓了頓，又補充道：“隻是……與此國的談判，恐怕會頗為耗時。”
李國助眉頭微挑：“為何？既有意尋求外援，交涉起來豈非更易達成？”
楊昆苦笑一下：“大人明察。交涉之難，不在其意願，而在其國體。據卑職所知，布頓蘇丹國雖小，其統治架構卻頗為奇特，絕非蘇丹一人可乾綱獨斷。”
“其國似有類似貴族委員會的機構，權柄甚重。”
他斟酌著詞句，
“凡國之大事，蘇丹需與委員會商議，委員會若反對，蘇丹之令亦難施行。”
“此等分權製衡，與巴達維亞總督受評議會掣肘頗有相似之處。”
“故與之交涉，需同時應對蘇丹與貴族評議會，流程冗長，變數增多。”
貴族委員會？分權製衡？
這幾個詞如同鑰匙，瞬間打開了李國助記憶深處某個塵封的匣子。
前世閱覽過的、那些混雜在荷蘭東印度公司浩瀚檔案中的零星記載，驟然清晰起來。
布頓王國……七個等級……成文憲法……三權分立……東南亞罕見的憲政君主國……
他一直以為，那是荷蘭人用自身觀念對異域政體的附會與曲解。
殖民者的記錄，總是帶著傲慢的濾鏡。
然而，此刻從楊昆這個本時代精通南洋事務的部下口中，他竟聽到了近乎一致的描述。
空穴來風，未必無因。
原來，在這十七世紀的南洋深部，真的存在這樣一個政治“異類”。
一個擁有成文憲法、試圖以製度框架約束權力的島國。
一個念頭隨即閃過李國助的腦海——這種製度，會不會是受到了荷蘭或者英國的影響？
但幾乎立刻，他前世的記憶就否定了這個想法。
根據那些零散的史料記載，布頓蘇丹國這套獨特的七個等級憲政體係，早在1610年就已由其蘇丹拉伊朗吉正式確立。
其根植於數百年本土的“貴族-傳統領袖”二元統治，更有著獨特的思想淵源——伊斯蘭蘇菲主義的“存在等級論”，將宇宙從神到物的七個層級，創造性地轉化為了治國的憲政體係。
其具體架構涵蓋了從最高統治者蘇丹，到由高級官員組成的中央政府委員會，再到管理地方與附屬國的各級機構，以及負責宗教事務的領袖，直至底層的普通民眾，形成了權力分散於貴族階層內部的七個等級。
司法體係融合了伊斯蘭教法與本土習慣法，而三權分立的設計，旨在平衡蘇丹與貴族權力，回應內部穩定的需求。
這是一次本土智慧與宗教哲學結合的自發創造。
而其與荷蘭的首次正式接觸，還要等到1613年，內容也僅限於軍事和貿易合作。
更關鍵的是，時間對不上。
歐洲近代意義上的分權理論，要等到一個多世紀後才會由孟德斯鳩等人係統闡述。
想到這裡，李國助心中甚至升起一絲荒誕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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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29年的當下，當歐洲大陸的法國、西班牙乃至英國的君主們正竭力加強集權，推行“君權神授”，甚至解散議會時，遠在東南亞的這個島國，卻已通過成文憲法，將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在統治階層內部進行了製度化的劃分與製衡。
單就權力製衡的形式與統治階層內部的協商程度而言，這個小小的布頓，其政治架構甚至比同時期多數歐洲強國更具分權色彩。
當然，他也清楚，這與現代民主毫無關係，本質仍是貴族與宗教領袖的寡頭共治，絕大多數平民和奴隸被排除在外。
但即便如此，這依然是亞洲政治智慧一次了不起的自發創造。
強烈的探究欲與戰略考量交織在一起。
獨特的地理位置，加上獨特的政治結構，使得布頓蘇丹國的價值陡然提升。
與這樣一個國家打交道，或許會比與純粹專製的君主國更複雜，但也可能更穩定、更具契約精神。
“有意思……”李國助低聲自語，指尖在椅背上輕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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