訴太子楊廣，楊廣假傳聖旨逮捕柳述、元岩，關進大理獄；又調東宮士兵駐守皇宮，宮門出入都由宇文述、郭衍指揮；命令親信右庶子張衡進入寢殿侍奉隋文帝，把所有後宮人員都趕到別的房間；不久，隋文帝駕崩。因此朝廷內外對此各種各樣的議論。”
相較於《隋書》，《資治通鑒》增加了三個關鍵細節：一是楊廣與楊素的“密信往來”被楊堅發現，二是楊堅“抵床大怒”的激烈反應，三是楊廣“矯詔控製宮廷”的具體行動。
根據《資治通鑒考異》的記載，司馬光主要參考了兩部文獻：一是隋末唐初趙毅的《大業略記》，二是唐代馬總的《通曆》。《大業略記》記載：“高祖在仁壽宮，病甚，煬帝侍疾，而高祖美人陳氏、蔡氏皆有寵。煬帝乃召陳氏，陳氏素畏煬帝，不往。煬帝怒，令左右執陳氏，強之。陳氏不受，煬帝縊殺之，然後奏高祖。高祖聞之，怒，欲召勇，煬帝懼，乃密令張衡進毒藥。高祖暴崩。”《通曆》則記載：“上有疾，於仁壽宮與百僚辭訣，召太子入臥內。太子既入，遣張衡入拉帝，血濺屏風，冤痛之聲聞於外。”
不過，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的根本目的並非“還原史實”，而是“以史為鑒”。司馬光希望通過楊廣弑父的故事，警示後世君主“修身齊家”、太子“恪守孝道”，因此在敘事中強化了楊廣的“奸惡”，使得故事更具道德教化意義。這種“教化優先”的編撰理念，導致《資治通鑒》中的“弑父”情節帶有一定的文學演繹色彩，不能完全等同於史實。
唐代文人劉知幾在《史通·疑古》中，對《隋書》中楊堅之死的記載提出質疑：“隋史所書，皆稱煬弑。夫以萬乘之主，死於一夫之手，其故何哉？蓋由史官曲筆，以媚新朝。”
北宋文人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將楊廣與五代時期的“弑父暴君”相提並論，稱“隋之亡，起於煬帝弑父”。
南宋文人胡三省在為《資治通鑒》作注時，對“楊廣弑父”的史料來源進行了細致辨析。他在注中引用《隋書》《大業略記》《通曆》等文獻，指出“諸書所載，互有異同，難以定其虛實”，但同時也認為“煬帝之惡，不可殫述，弑父之事，蓋有之矣”，這種“雖無確切證據，然其惡行足以支撐此說”的觀點，代表了唐宋文人對這一懸案的主流態度。
到了明清時期，“楊廣弑父”的故事逐漸從史論走向民間，成為話本小說的熱門題材。這些作品在正史記載的基礎上，加入了大量虛構情節，將曆史懸案演繹為充滿戲劇衝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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