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都王分析政事，提出建議。《漢書·董仲舒傳》記載：“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
有一次，江都王劉非向董仲舒請教：“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文種、範蠡謀劃伐吳，終於滅掉了吳國。孔子稱許殷有三仁（微子、箕子、比乾），寡人認為勾踐君臣也可以稱為三仁了。先生以為如何？”董仲舒聽後，說道：“我才智愚鈍，不足以回答這麼重要的問題。聽說過去魯君問柳下惠：‘我想攻打齊國，你看怎麼樣？’柳下惠說：‘不可以。’回到家後麵帶憂色，說：‘我聽說攻打別的國家，不應該詢問仁人，這句話為什麼會問到我這裡來呢！’他隻是被詢問而已，尚且感到羞恥，更何況是設下計謀去攻打吳國呢？由此說來，越國根本沒有一個仁人。”他通過這個例子，委婉地勸諫江都王不要崇尚權謀詐術，而應施行仁政。劉非聽後，雖然心中不悅，但也不得不佩服董仲舒的膽識與學識。
董仲舒在江都國擔任國相期間，始終堅守儒家的道德準則，廉潔奉公，體恤百姓。他積極推行教化，興修水利，鼓勵農桑，使得江都國的社會秩序井然，百姓安居樂業。當地百姓對他十分愛戴，流傳著許多關於他的善舉。有傳說稱，董仲舒在江都國時，曾遇到一場大旱，田地乾裂，莊稼枯萎，百姓們焦急萬分。董仲舒按照自己的陰陽理論，舉行了隆重的求雨儀式，關閉城門，禁止一切屬陽的活動，祭祀水神。沒過多久，天空果然降下大雨，緩解了旱情。百姓們紛紛稱讚他“能通天際”，將他奉為神明。
然而，董仲舒的直言敢諫也為他招來不少麻煩。當時，漢武帝重用外戚田蚡，田蚡憑借姐姐王太後的勢力，專權跋扈，結黨營私。董仲舒對田蚡的所作所為十分不滿，曾多次在私下批評他。後來，田蚡得知此事，便對董仲舒心懷怨恨，伺機報複。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遼東高廟發生火災，不久後，高園便殿又發生火災。董仲舒認為這是上天對漢武帝的警示，於是連夜寫下一篇奏疏，引用《春秋》中關於災異的記載，分析火災發生的原因，認為這與漢武帝重用田蚡等奸佞之臣有關，建議漢武帝疏遠小人，任用賢才。
漢武帝看後大怒，下令將董仲舒逮捕入獄，定為死罪。後來，漢武帝冷靜下來，想到董仲舒的學識與忠心，又覺得他的言論雖然尖銳，但也是出於對國家的擔憂，於是下令赦免了他的死罪，將他貶為中大夫，留在京城，不再讓他擔任封國的國相。
被貶為中大夫後，董仲舒深知自己在朝堂上已難以施展抱負，便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學術研究與著書立說中。他在京城的家中開設講堂，繼續招收弟子，傳授《公羊春秋》中的學問，許多官員和學者都慕名而來，他的學術影響力越來越大。
當時，漢武帝雖然沒有正式頒布“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詔令，但在實際政治中，已經開始重用儒家學者，推行儒家政策。朝廷遇到重大的禮儀、製度問題，常常會派人向董仲舒谘詢。《漢書·董仲舒傳》記載：“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有一次，漢武帝因為立太子的問題猶豫不決，便派張湯去請教董仲舒。董仲舒建議漢武帝“立嫡以長”，遵循儒家的宗法製度，漢武帝采納了他的建議，立劉據為太子。還有一次，匈奴派人來漢朝請求和親，漢武帝召集大臣商議，有人主張攻打匈奴，有人主張和親。漢武帝又派張湯去問董仲舒，董仲舒認為，匈奴“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但攻打匈奴會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百姓不堪其苦，不如采取和親的方式，安撫匈奴，同時加強邊境防禦，這才是長久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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