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用來描述唐代的詩歌文學等各種文化的豐碩成果，而後才漸漸兼具了史學概念。
在隋唐大一統帝國形成以前，是持續幾百年的南北朝大亂世，社會長期處於分裂動蕩之中，自然也就談不上所謂的文治。
所謂的經史義理，士族家事而已，文化得不到廣泛的傳播，普通民眾也很難順利接觸到文化。當然在當時巨大的生存壓力麵前，獲取文化也並非一個迫切的問題。
但是隨著隋唐帝國完成統一，文化的正本溯源、匯總整合以及廣泛傳播，也是政權中樞不可回避的責任。而在這當中，盛唐開元時期以集賢學士為代表的修書活動也是持續時間最長、成果最為卓著的一個時期，不隻在唐代，在整個古代史當中都具有非凡的意義，真正的讓士族家事成為普世之學。
張說長期擔任集賢學士首領，本身又文化素養極高，在當中自是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是文學與吏治之爭這種觀點卻把張說及其行為解構為招攬詞學之士、進行朋黨之爭，對於盛唐文治最核心也最基本的內容欠缺必要的表述。
相較於古人所推崇禮法之類舊說，後人對於文化和意識形態給一個群體、一個政權所帶來的改變與影響感受無疑要更加的深刻與直接。
後世因為意識形態被解構、崩析所引起的社會動蕩甚至戰爭，幾乎沒有停息過。所以對於開元文學，也要有一個更深刻的理解。
開元文治是一個集體共同努力所達成的成就，包括但不限於這些中央文人，諸如李白、孟浩然這些在野之士同樣也作出巨大的、甚至不遜於體製中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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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說所作出的貢獻或許並非無可取代，也可以是李說、王說，但無論誰說，隻要引導並推動了開元文治的輝煌，無疑都是值得褒揚的。
吏治有良吏、惡吏之分，文學同樣也有機敏通達之變、泥古不化之徒。任何時候都有誇誇其談、濫竽充數之流，但是讓他們如此醜陋的，既不是文學，也不是吏治，這二者之間更談不上有什麽先天的矛盾。
所以文學與吏治隻是一種非常淺顯的身份特征抓取與表述，既不足以解釋開元時期的中樞政鬥本質，對於中樞鬥爭給當時社會造成的衝擊與影響更是涉及頗少，是一種比較狹隘的表述方式。
其實如果這種鬥爭內容確實存在的話，大家都可以用普通人的樸素想法代入唐玄宗的視角：我都要，犯法的？誰規定的？
越是中樞高層的權力鬥爭，帝王的意誌便體現的越明顯。
不要說唐玄宗這種強勢帝王，哪怕中晚唐太監和神策軍想搞事，都得先去十六王宅挑個李家小豬崽兒捏在手裏，或許這一時期的皇權已經談不上有什麽獨立的意誌體現，但你不能不在！
在皇帝這個權鬥最核心最關鍵的人物腦海裏，恐怕不會有什麽文學與吏治的概念存在。
同理，如果我們想要係統、全麵的了解開元時期的政治變革與社會演變，也不該局限在這種視角裏，用文學或吏治這比較模糊的概念去解構、總結盛唐時期錯綜複雜的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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