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官，掌文書奏章，東漢後期逐漸成為總攬朝政的要職，地位僅次於丞相。劉備在危難之際將此職授予李嚴，既是對其行政能力的信任，也是對蜀漢權力結構的重要調整。此時諸葛亮雖為丞相，但正留守成都主持後方政務，李嚴出任尚書令，實則形成了成都與永安兩大權力中心相互製衡的格局。
章武三年（223年）春，劉備病情加劇，臨終前上演了三國曆史上著名的“白帝城托孤”。據《三國誌·先主傳》記載，劉備“召諸葛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而在對李嚴的任命上，劉備則賦予其軍事重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這一安排並非偶然，而是劉備基於蜀漢政治現實的深思熟慮。
從權力結構來看，劉備任命諸葛亮為丞相，主管行政與內政；任命李嚴為中都護，主管軍事並鎮守永安，形成了“政由葛氏，軍由李氏”的製衡格局。永安作為蜀漢東部門戶，緊鄰東吳，戰略地位至關重要，由李嚴鎮守可防範東吳突襲。同時，劉備此舉也有平衡益州本土勢力與荊州外來勢力的考量：諸葛亮代表荊州集團核心，李嚴則兼具荊州出身與益州治理經驗，能得到雙方認可。
後主劉禪繼位後，於建興元年（223年）加封李嚴為都鄉侯，假節，加授光祿勳，進一步鞏固其地位。建興四年（226年），李嚴升任前將軍。此時諸葛亮準備進駐漢中，為北伐做準備，遂將後方事務托付給李嚴，並命其從永安移駐江州（今重慶渝中區）。江州作為連接益州腹地與永安的戰略樞紐，李嚴在此駐紮既可統籌後方軍事，又可支援漢中前線。諸葛亮還任命征西將軍陳到接替李嚴鎮守永安，且“統屬嚴”，進一步強化了李嚴的軍事指揮權。
這一時期的李嚴，達到了政治生涯的巔峰。他身兼前將軍、光祿勳等職，封都鄉侯，假節，手握重兵鎮守一方，與諸葛亮同受托孤之命，成為蜀漢政權中僅次於諸葛亮的二號人物。劉備的信任與重用，為李嚴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廣闊舞台，但也讓他對權力的欲望不斷膨脹。
將相失和：權力漩渦中的矛盾激化
李嚴與諸葛亮的矛盾並非一蹴而就，而是隨著蜀漢政治局勢的發展逐漸激化。二人雖同為托孤大臣，但在政治理念、權力訴求與治國方略上存在根本分歧，這些分歧最終演變為不可調和的衝突。
建興四年（226年），諸葛亮準備出兵漢中，為北伐曹魏做準備，希望調李嚴率軍前往漢中鎮守。這一安排本是出於北伐大局的考慮，漢中作為北伐前線基地，需重臣鎮守。但李嚴卻“窮難縱橫，無有來意”，極力推脫不去，反而提出“分五郡為巴州，求為巴州刺史”的要求。當時蜀漢僅轄益州一州，李嚴要求設立巴州並擔任刺史，實則是想與諸葛亮分庭抗禮，形成“益州牧諸葛亮、巴州刺史李嚴”的二元權力結構。諸葛亮認為此舉會破壞蜀漢政權的統一，遂拒絕了李嚴的請求，二人之間首次出現公開裂痕。
此前，李嚴還曾做出過更令諸葛亮警惕的舉動。他曾私下勸諸葛亮“宜受九錫，進階稱王”，九錫是古代帝王賜予諸侯大臣的最高禮遇，通常被視為篡權的前兆。諸葛亮對此極為反感，在回信中嚴詞駁斥：“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這番話既表明了自己興複漢室的決心，也暗含對李嚴的警示。李嚴此舉究竟是真心勸進還是試探諸葛亮的野心，已無從考證，但無疑加深了二人之間的猜忌。
蜀漢大臣陳震對李嚴的為人早有察覺。他在出使東吳前，私下對諸葛亮說：“李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腹有鱗甲”是比喻李嚴心胸險惡、狡詐多變，勸諸葛亮多加提防。諸葛亮此時雖已察覺李嚴的問題，但考慮到“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為了北伐大業，仍選擇對李嚴隱忍包容，希望能“相忍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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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興八年（230年），曹魏大司馬曹真率軍三路進攻漢中，蜀漢麵臨嚴峻的軍事壓力。諸葛亮再次要求李嚴率兩萬人馬馳援漢中，李嚴卻再次表現出抵觸情緒，甚至“更成巧說，帝司馬懿等開府辟召”，私下傳言司馬懿等人已設置官署誘降他，暗示自己可能叛降曹魏。諸葛亮深知李嚴的用意，為了換取他的配合，隻得做出妥協：一方麵上表後主，升任李嚴為驃騎將軍，滿足其對官位的渴求；另一方麵任命李嚴的兒子李豐為江州都督，接替李嚴掌管江州軍務。在得到這些優厚條件後，李嚴才最終率軍北上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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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終治政的裂名敗身：禍之運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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