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這一困境，李嚴本應及時向諸葛亮如實彙報情況，商議對策，但他卻采取了欺上瞞下的做法。他首先派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前往前線拜見諸葛亮，“宣旨令退軍”，告知諸葛亮因糧運不濟，需率軍撤退。諸葛亮在得知糧草無法供應後，為避免軍隊陷入斷糧困境，隻得下令撤軍。
但在諸葛亮撤軍後，李嚴卻上演了一出顛倒黑白的鬨劇。他首先故作驚訝地對朝中大臣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將糧運不濟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反而暗示諸葛亮撤軍是延誤戰機。隨後，他又上奏後主劉禪，謊稱“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將撤軍說成是誘敵深入的戰術安排，企圖掩蓋自己督運糧草不力的罪責。為了進一步推卸責任，他甚至想“殺督運岑述以塞責”，嫁禍於下屬。
李嚴的這些行為看似周密，卻忽略了諸葛亮對政務的嚴謹態度。諸葛亮在撤軍後，收集了李嚴前後發出的所有書信、奏疏，發現其言辭前後矛盾、漏洞百出。在確鑿的證據麵前，李嚴“辭窮情竭，首謝罪負”，無法再進行狡辯，隻得叩頭認罪。
諸葛亮見李嚴不思悔改，反而欺君罔上，終於忍無可忍，當即上表後主劉禪，曆數李嚴的罪狀。奏疏中詳細列舉了李嚴的三大罪狀：一是“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恥不辦”，接受先帝與後主的厚恩，卻不思報效，反而製造事端；二是“欲因臨事討取，謂臣言‘九錫’，臣答言‘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此前慫恿自己受九錫、進王位，包藏禍心；三是“督運糧穀，而陽郭驛馬，使兵不得時赴，斷截軍糧，令三軍困弊”，此次督運糧草不力，反而欺上瞞下，導致北伐功敗垂成。諸葛亮在奏疏中痛陳：“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懇請後主依法嚴懲李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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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主劉禪接到奏疏後，召集朝臣商議，最終采納了諸葛亮的建議，“廢平為民，徙梓潼郡”。李嚴被剝奪所有官職、爵位，流放到梓潼郡（今四川梓潼），從一位托孤重臣淪為平民，其政治生涯徹底終結。這一判決既是對李嚴個人罪行的懲處，也是諸葛亮整肅朝綱、維護蜀漢政權穩定的必然舉措。
李嚴被流放後，諸葛亮並未株連其家人，反而對李嚴的兒子李豐予以重用，任命他為丞相府參軍，負責管理後方事務，並寫信告誡李豐：“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既表達了對李嚴的失望，也希望李豐能吸取教訓，忠心報國。這種處理方式既體現了諸葛亮的公正，也展現了他“賞罰分明”的治國理念。
鬱鬱而終：悲劇命運的曆史回響
被流放梓潼郡後，李嚴並未完全絕望，他始終抱有被重新起用的期望。在他看來，諸葛亮雖然嚴懲了他，但並未將事情做絕，且重用了他的兒子李豐，這或許是諸葛亮給自己的機會。他深知蜀漢政權中，唯有諸葛亮具備不計前嫌、重用人才的胸襟與權力，也唯有諸葛亮了解自己的才能。因此，他在流放期間“常冀亮當自補複”，等待著諸葛亮召他複出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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