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和不賢能的人混雜在一起，無法選拔出真正的人才。我認為應該讓列侯、郡守、二千石官員各自選拔他們轄下賢能的官吏和百姓，每年向朝廷推薦兩人，讓他們擔任宮廷宿衛，這樣還可以考察大臣們發現人才的能力；推薦賢能的人給予獎賞，推薦不賢能的人加以懲罰。這樣一來，二千石的官吏都會儘心竭力地尋求賢才，天下的賢士就都能被朝廷任用。如果能得到天下所有的賢人，那麼成就三王那樣的盛世就容易了，陛下也能與堯、舜那樣的聖君齊名。選拔人才不要隻看任職時間長短，要以實際考察賢能為主，根據才能授予官職，根據品德確定職位，這樣就能使廉潔和恥辱區分開來，賢能和不賢能的人各居其位！
“我聽說積少成多，積小成大，所以聖人都是從細微之處做起，才變得聖明顯赫；就像堯從諸侯中崛起，舜在深山中興起，他們不是一下子就聲名顯赫的，而是逐漸積累的結果。言論一旦說出口，就無法再堵塞；行為一旦做出，就無法再掩蓋；言行是治理國家的大事，君子的言行足以感動天地。所以能做好小事才能成就大事，能謹慎對待細微之處才能彰顯卓越；自身積累善行，就像太陽逐漸升高，人們卻察覺不到；自身積累惡行，就像火燃燒油脂，人們也看不見；這就是唐堯、虞舜能獲得美好名聲，而夏桀、商紂令人感到可悲可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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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快樂而不致混亂，反複遵循而不會厭倦的，就是‘道’。‘道’是萬世都不會有弊端的；出現弊端，是因為背離了‘道’。先王的治國之道，必定有偏頗不能施行的地方，所以政令會有昏暗不明、無法推行的情況，這時就需要用它的另一麵來彌補弊端。夏、商、周三代的治國之道，所依據的原則不同，並非相互矛盾，而是為了挽救流弊、扶持衰微，是因為他們所遭遇的情況不同。所以孔子說：‘無為而治的大概是舜吧！’舜隻是更改曆法，變換衣服顏色，來順應天命罷了；其餘的都遵循堯的治國之道，為什麼要更改呢！所以君主雖然有改變製度的名義，實際上並沒有改變‘道’的實質。然而夏朝崇尚忠厚，商朝崇尚恭敬，周朝崇尚禮儀，這是因為他們要補救前代的缺失，所以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孔子說：‘商朝繼承了夏朝的禮儀製度，所廢除和增加的內容是可以知道的；周朝繼承了商朝的禮儀製度，所廢除和增加的內容也是可以知道的；將來如果有繼承周朝的朝代，即使經過一百代，它的禮儀製度也是可以推知的。’這是說曆代君王的治國之道，都離不開忠厚、恭敬、禮儀這三個方麵。夏朝繼承了虞朝的製度，孔子唯獨沒有說夏朝對虞朝製度有什麼增減，是因為它們的治國之道是一致的，所崇尚的原則也是相同的。‘道’的根本來源於天，天不變，‘道’也就不變，所以夏禹繼承虞舜，虞舜繼承唐堯，三位聖君相互傳承並堅守同一‘道’，沒有補救弊端的政令，所以孔子不說他們對製度有什麼增減。由此看來，繼承太平盛世的朝代，治國之道是相同的；繼承亂世的朝代，治國之道就要改變。
建元元年（辛醜，公元前140年），冬天十月，漢武帝下詔書，要各地舉薦賢良方正、能直言進諫的人才。漢武帝親自出題，詢問古今治理國家的方法，一百多人參與應答。廣川人董仲舒回答說：
“‘道’是通向國家大治的道路，仁、義、禮、樂都是實現‘道’的工具。以前聖明君主去世後，他們的子孫能讓國家長治久安幾百年，靠的就是禮樂教化。君主都希望國家安定，可為啥很多國家還是政治混亂甚至滅亡呢？因為用人不當，治國方法也不對頭。周朝的治國之道在幽王、厲王時衰落，不是‘道’沒了，而是他們不按‘道’行事。到了宣王，恢複先王美德，周朝才又興盛起來，這是堅持行善的結果。
孔子說‘人能弘揚道，不是道弘揚人’，國家興衰關鍵在君主自己，要是君主做事違背常理，就會失去治國根本，這可不是天命不可違。做君主的，得先端正自己，然後才能端正朝廷風氣、百官行為，進而讓百姓和四方都走上正道。做到這些，陰陽調和，風調雨順，萬物和諧，百姓富足，各種祥瑞都會到來，王道也就實現了。孔子曾感歎鳳鳥不至、河圖不出，遺憾自己地位低，無法實現理想。陛下貴為天子，有地位、有權勢、有能力，品德高尚又愛護百姓，算得上有道義的君主，可為啥還沒出現祥瑞呢？因為教化沒做好，百姓思想行為沒被引導好。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處流，不用教化來約束根本不行。古代君王明白這點，所以重視教化，在國都辦太學，在地方設學校，用仁、義、禮來教導百姓，這樣刑罰輕，犯罪的人卻很少，就是因為教化起作用，風俗變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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