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在順天府、坐鎮乾德皇城的皇帝朱有建，對外間這一切慘狀與暗流，早已心如明鏡，卻偏偏擺出一副鐵了心要做“昏君”的姿態，對江南底層百姓與小官小吏的疾苦訴求，一概視而不見、擱置不問。
縱然麾下番子、快應隊耳目密布江南，晝夜不停將亂象密報層層遞入西苑，可隻要事情不涉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這幾處核心腹地，他便一律留中不發，仿若不聞。
在他心中，這一切並非放任不管，而是在嚴格遵照曆史修正而行，更是在布一盤天下無人能看懂的滔天大局。
可若是沉下心，細細追溯前因後果，便不難發現其中端倪。
自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江南曆經數代經營，早已漸漸脫離原本的天下格局，自成一派富庶封閉之地。
隆慶開關之後，海外貿易大興，江南的士子與商人更是緊緊擰成一股，生出根深蒂固的執念：朝廷對江南重稅盤剝，根本就是在刻意壓製、掠奪江南的財富與生機。
於是，江南商人瘋狂賄賂朝中官員，暗通海外走私，牟取暴利；
又借著舉人、秀才名下免稅的便利，大肆兼並土地，將百姓私田化為儒田、宦田，光明正大規避賦稅；
更以銀田、隱丁、引人口等手段，瞞報戶籍丁口，逃免丁稅、徭役。
到最後，為了公然抗稅，他們竟敢直接招攬地痞無賴，聚眾暴動，與官府刀兵相向。
後來東林黨在朝中勢力日盛，身居高位者越來越多，江南便越發形同國中之國、法外之地，官商勾結成了公開的風氣，空談道義、不務實事的讀書人多如牛毛，青樓楚館夜夜笙歌，繁華到糜爛，奢靡到腐朽。
奇裝異服、放蕩奢靡的世家子弟招搖過市，醉生夢死，竟成了一時風尚。
整座江南，看似錦繡繁華，實則早已爛透根骨，隻待一場狂風驟雨，便會轟然崩塌。
古詩有雲：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可到了明末這一段亂世，江南之糜爛，早已比陳後主那番秦淮風月更甚百倍。
那早已不隻是商女，而是一整個自上而下的群體——
是醉心空談、袖手坐而論道的讀書人，是中飽私囊、隻謀私利的官宦，是富可敵國、隻顧自家金銀的商賈巨戶。
他們什麼身份都有，唯獨不是心係天下、體恤蒼生的百姓。
當年名相張居正主持變法，本心原是為強朝廷、實國庫，挽大廈於將傾。
可他太過急於見效，行事不免急功近利，使得新法根基浮於表麵，延續性先天不足。
再加上萬曆帝在他死後徹底清算反攻，一紙詔書定罪，整條改革路線瞬間人走茶涼、半途而廢，大好局麵一朝散儘，隻留一地殘局。
而縱觀曆朝曆代，但凡改革不是在開國百廢俱興之時推行，多半都會埋下滔天隱患。
也正因如此，中原王朝才總跳不出不過百年便亂象叢生、直至亡國的死循環。
商鞅變法，在某種意義上和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同屬一路，更偏向學習先進製度、革除落後陋習，是文明層麵的自我升級。
真正稱得上為中央財政強行續命、與既得利益集團正麵硬撼的變法，其實隻有王安石與張居正兩家。
二人路子如出一轍——
把散在富戶、豪強、巨商手中的隱沒財富，強行收攏回朝廷國庫。
這般動權貴蛋糕、斷人財路的做法，不激起天大矛盾才是怪事。
可北宋與大明，最終都不是亡在變法本身，而是亡在各種荒唐透頂、匪夷所思的緣由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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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之亡，亡在國富兵廢。
朝廷富得流油，皇帝醉心文藝，臣子一門心思搜刮花石綱取悅上意，偏偏把最該砸錢、最該用心的軍事丟在一邊。
東京汴梁號稱千古不夜城，繁華蓋世，卻形同不設防之城。
一萬多金兵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輕易破城入宮，偌大一個北宋，便這般輕飄飄、脆生生地亡了。
大明之亡，同樣與變法無乾。
若非要牽強扯上關係，那便是北方內有流賊橫掃，外有後金叩關，腹背受敵；
而江南坐擁天下財賦，卻始終冷眼旁觀，隔岸觀火。
朝中東林黨官員，張口閉口便是“天子不與民爭利”，聽似大義凜然，實則全是掩人耳目的鬼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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