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訊室裡的空氣凝滯如水，唯一流動的，是筆尖劃過紙麵的沙沙聲。
這聲音已經持續了整整十三個小時。
周建海趴在桌上，像一具被抽乾了靈魂的軀殼，隻剩下機械書寫的手臂還在運動。他身上的舊睡袍早已被汗水浸透，又被空調風吹乾，變得僵硬，貼在佝僂的背上，勾勒出嶙峋的骨架。
他已經不記得自己寫了多久，也不記得寫了多少頁。他的眼睛乾澀刺痛，看東西帶著重影，手腕腫脹得像發麵饅頭，每一次落筆，都牽動著筋骨，帶來一陣鑽心的疼。
但他不敢停。
馬東明那句“凡事都有一線生機”，像一個魔咒，更像一根懸在他頭頂的救命稻草。他必須抓住，用儘全力抓住。他要把自己這輩子種下的所有“因”，一顆不漏地刨出來，堆在這張桌子上，去交換那個他渴望的“果”。
於是，他寫。
他寫下了二十年前，他還是個科長時，如何幫一家瀕臨破產的鄉鎮企業違規獲得貸款，並從中收受了第一筆“感謝費”——五千塊錢。那筆錢，他藏在床墊下，一個月都沒敢動。
他寫下了雲州棉紡廠改製時，他如何與天誠實業的李維誠串通，請來一家香港的皮包評估公司，將價值一點八億的資產，硬生生做成了三千二百萬。那場慶功宴上，李維誠送給他一箱“茶葉”，裡麵是碼得整整齊齊的金條。
他寫下了重型機械廠那批從德國進口的、當時亞洲最先進的精密機床，是如何在賬麵上被列為“報廢設備”，最後以廢鐵的價格賣給了李維誠的另一家公司，轉手就出現在了南方一家合資企業的車間裡。為了堵住技術員的嘴，他親自簽字，將那位敢於直言的老師傅，以“精神問題”為由，強製提前退休。
他寫下了一個又一個名字，從銀行的行長，到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從城建部門的處長，到某些他隻敢用代號標記的、更高級別的人物。每一個名字背後，都跟著一連串觸目驚心的數字，一筆筆見不得光的交易。
他像一個瘋狂的農夫，在收割自己種了一輩子的毒草。他要把田地翻個底朝天，不留一根雜草，好讓那片被“國有化”的土地，能重新長出屬於他的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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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向玻璃的另一側，氣氛壓抑得近乎窒息。
馬東明站著，雙手背在身後，一動不動地盯著審訊室裡的那個身影。他身後的幾名專案組成員，有的在飛速敲擊鍵盤，根據周建海寫下的線索，立刻展開背景核查；有的則死死盯著屏幕上同步顯示的供詞，臉上是無法掩飾的震驚。
“乖乖……這張網也太大了。”一個年輕的記錄員忍不住低聲感歎，“市建行張行長……天呐，他上周還在廉政大會上發言呢。”
“別說話。”旁邊一位老資格的紀委乾部沉聲製止了他，但自己的眼神裡也充滿了駭然。
他們辦過無數大案要案，見識過各種各樣的貪官。有抵死不認的，有避重就輕的，有痛哭流涕懺悔的。但像周建海這樣，不需審問，不需引導，自己就把自己扒得底褲都不剩，甚至還主動把所有同夥的底褲都一起扒下來的，他們是頭一次見。
這份供詞，與其說是懺悔，不如說是一份同歸於儘的投名狀。他把所有人都拖下水，似乎是在向那個未知的力量證明：看，我把所有的“因”都還了，一個都沒落下。
“他快寫完了。”馬東明忽然開口。
審訊室裡，周建海寫下了最後一個句號。
他丟開筆，整個人像一灘爛泥，癱倒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氣。那疊厚厚的稿紙，堆在桌上，像一座小山，也像一座墳。
他抬起頭，布滿血絲的眼睛穿過空氣，似乎在乞求地望著這麵冰冷的玻璃。
“我……我都寫完了……”他的聲音嘶啞得像是砂紙在摩擦，“一字不漏……所有的……所有的都寫了……現在……可以把我的東西……還給我了嗎？”
他的聲音裡，帶著一種耗儘一切之後，隻剩下最後一絲希望的卑微。
馬東明沉默了片刻，推開門，走了進去。
他沒有去看周建海，而是徑直走到桌前，拿起了那份沉甸甸的供詞。他一頁一頁地翻看著，神情專注，仿佛在審閱一份普通的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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