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和資本的流動,廣告促進了消費,報刊本身也成了一個新興的產業,創造了大量就業(記者、編輯、排字工、送報人)。
儘管初期受到嚴格控製,但報刊一旦出現,就蘊含著獨立和批判的基因。
一些非官方報刊開始嘗試打擦邊球,刊登一些社會負麵新聞或對政策的不同看法,迫使朝廷必須更精細地進行輿論管理。
麵對這股新生的力量,崇禎皇帝的策略是鼓勵與管控並存。
他一方麵樂見報刊為新政宣傳服務,另一方麵通過司禮監和東廠進行嚴格的內容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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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布《報刊出版條律》,規定所有報刊需經官府登記,每期出版前須送審“稿本”,嚴禁“妖言惑眾、誹謗朝政、泄露機密”。
違者,報館查封,主筆流放。這種“金絲籠”式的管理,確保了報刊在總體上服務於皇帝的宏大規劃。
崇禎五年的這場報刊潮,其意義遠超信息傳播技術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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