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物喪誌；更有人擔憂，長此以往，南中淳樸民風將受沾染，夷漢之防將漸趨模糊，動搖國本。奏疏中甚至將去歲永昌部分地區出現的奢侈消費之風，也歸咎於海貿帶來的“蕃貨”。
這封密信，揭示了繁榮海市背後更深層次的意識形態衝突。保守勢力對伴隨海洋貿易而來的外來文化，抱有根深蒂固的警惕和排斥。
劉璉與諸葛尚閱信，心情沉重。他們深知，此非小事，關乎朝廷政策風向。二人連夜草擬奏章，一方麵承認需加強引導，防止奢靡之風，另一方麵則極力陳說海貿之利：“……蕃貨之來，可充府庫，可利軍工，可惠民生。夷樂雖異，然可廣見聞；奇技雖巧，然可資利用。昔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終成霸業。我朝處四戰之地，當有海納百川之胸襟，方能取長補短，日益強大。若因噎廢食，閉關自守，豈非自絕於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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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章由快馬送往不韋的同時，劉璉與諸葛尚也采取行動，他們邀請了一些開明的士人、醫官、匠師，組織小範圍的“品鑒會”，引導人們正確認識海外物產的實用價值，而非僅僅視作玩物。
就在這內部爭議未平之際，海路本身又帶來了新的、足以震動朝野的消息。一支自交州方向冒險北上的商隊，帶來了一名特殊人物——一位原東吳轄地會稽郡的商人，名為沈富。此人因得罪當地豪強，家業破落，遂傾其所有，購得一船瓷器，欲冒險南下扶南尋找生機，途中聽聞楪榆港通商，特來碰運氣。更重要的是，他帶來了一個關於中原的、尚未經完全證實的驚天消息：去歲（公元265年）年末，魏國權臣司馬昭病逝，其子司馬炎繼位晉王後不久，已逼迫魏元帝曹奐禪讓，登基為帝，定國號為“晉”，改元泰始！
儘管消息模糊，且司馬氏代魏在某種程度上是意料中事，但其正式發生，仍不啻為一記驚雷。沈富還帶來一些傳聞，稱晉帝司馬炎正忙於穩定內部，安撫舊魏勢力，對邊地用兵似暫緩，但對仍在南方存在的“漢”政權，必視為心腹之患。
劉璉與諸葛尚深知此事關係重大，一麵厚待沈富，細問詳情，一麵火速將消息密報不韋城與博南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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