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予田宅，保障其家眷生活，使其無後顧之憂，深感國恩，樂於效命。”
此策既展現了廣納賢才的胸襟，又包含了必要的防範措施，得到了劉諶的認可。詔令下達後，這批“南來才俊”被依策分派：李敢興奮地赴楪榆港市舶司上任，阿朵滿懷使命感地前往牂柯郡府，費承則恭敬地進入秘書監整理典籍。而黃勝被派往永昌郡一個偏遠縣份擔任文書，鄭舟則在嚴密監督下進入舟械坊擔任普通匠師。
然而事情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李敢在市舶司推行其商隊分級管理新法時，觸動了原有胥吏的利益，被譏諷為“”北來豎子，不知天高地厚”，一度步履維艱。阿朵因漢化程度不深，與郡府漢人同僚溝通偶有障礙，且其夷人身份也受到部分漢吏的隱性歧視。費承則因文章過於古雅，與南中務實的文風不合，頗感失落。更嚴重的是，北地司果然發現黃勝有向晉朝秘密傳遞消息的嫌疑，雖證據不足，但已被嚴密監控；鄭舟則被證實確有造船技藝，但其與東吳的關聯仍是一根刺。
麵對這些波折，諸葛瞻並未急於乾預，而是指示相關部門：“此乃磨合之必然。李敢之困，需上官支持，助其立威；阿朵之難，需同僚包容，助其融入；費承之失，需引導其文風轉向實用。至於黃勝、鄭舟，繼續監控，若其安分守己，則用其技；若有不軌，則依法嚴懲。”
同時他奏請劉諶，定期舉行“聚賢宴”，由殿下或重臣親自接待這些南來才俊，聽取其建言，解決其困難，彰顯朝廷重視。他還鼓勵學宮開設“夷漢通譯”、“海事雜學”等實用課程，讓南來才俊與本地士子共同學習交流，促進融合。
數月之後，成效漸顯。在李敢的精心打理下，市舶司的商隊效率有所提升；阿朵利用其身份和智慧，成功調解了數起夷漢衝突；費承也開始嘗試撰寫更貼近實務的公文。儘管黃勝最終因試圖竊取邊境布防圖而被北地司逮捕處決，鄭舟則因一直安分工作且技藝貢獻突出，逐漸獲得了更多的信任。南漢政權在謹慎的開放中，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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