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從來沒有離開過他。它嵌在他骨頭的縫隙裡，融在他血液的流動裡，刻在他每一個失眠的深夜和每一個驚醒的淩晨。他後來無數次回想那個場景——易遙聽到這句話之後的表情。她沒有哭。她的眼淚早就流乾了。她隻是看著他，很輕很輕地搖了搖頭。那個動作太輕了，輕到幾乎看不出來，但齊銘看到了。那個搖頭是什麼意思？是“你果然也這樣”，還是“沒關係，反正我也習慣了”，還是“再見”？他永遠都不會知道。
他隻知道，那天之後，易遙跳了江。
她站在堤壩上，對著全校的人喊出了那段話。她說“你們比石頭還冷漠”，她說“你們又惡毒又愚蠢”，她說“你們巴不得世界上多死一個人”。她說話的時候目光掃過人群，掃過了唐小米，掃過了那些霸淩過她的同學，掃過了那些袖手旁觀的老師，最後掃過了他。她的目光在他臉上停了不到一秒。就不到一秒。然後她轉過身，跳了下去。
後來他經常做一個夢。夢裡易遙站在堤壩上，回過頭來看著他，說了那句話——“齊銘，你從來都不知道我每天過的是什麼日子。”她說話的聲音很輕，不是控訴，不是質問，就隻是在陳述一個事實。像在說今天天氣不太好。然後她轉過身，縱身一躍。他每次都想伸手去抓，但手總是穿過空氣。然後他會醒來，睜著眼睛盯著天花板，在黑暗裡聽著自己越來越響的心跳聲，一遍一遍地回想——她活著的時候，他有沒有真正為她做過哪怕一件事。
不是給她牛奶。不是幫她向老師求情。不是皺著眉頭說“他們太過分了”。那些不是為她做的，是為自己做的——為了讓自己覺得自己是個好人。真正為她做一件事，是在所有人都指著她的鼻子罵“病原體”的時候站在她身邊，是在她說身體不舒服的時候追問到底、帶她去醫院，是在所有人都不相信她的時候還相信她。他一件都沒做到。
他唯一做到的是，在她死後往她的窗台上放了一束白花。多麼體麵的悲傷。多麼廉價的告別。
月光把整條弄堂照得像一座巨大的靈堂。齊銘站在那扇緊閉的門前，忽然覺得自己這輩子的順遂都像是一種諷刺。
他有體麵的工作，有溫柔的女朋友，有光明的未來。而易遙什麼都沒有。她死在十七歲那年的秋天，死在冰冷的江水裡，死在所有人的冷漠裡。她沒有考上大學，沒有當成醫生，沒有住上帶電梯的房子，沒有過上一天好日子。
她本來可以的。如果她沒有被傳染那種病。如果她沒有被人造謠。如果他當時站在她那邊，如果他在任何一個人麵前——哪怕隻是一個老師、一個同學——說一句“她不是那種人”。也許後麵的一切都不會發生。也許她還活著。也許她會在北京某個醫院的走廊上穿著白大褂匆匆走過，看到他回上海的時候笑一笑，問一句“齊銘你最近怎麼樣”。
但是沒有也許。
齊銘伸出手，摸了摸那扇門的木板。木頭冰冷粗糙，上麵有一道道深深淺淺的劃痕，是經年累月的風吹雨打留下的。他把額頭抵在門上，閉上眼睛，在心裡說了一句話。不是對林華鳳說的，不是對這個世界說的，是對前世那個穿著洗得發白的舊校服、站在走廊上端著被倒了剩菜的飯盒、眼眶通紅地看著他的易遙說的——
“對不起。”
聲音很輕，輕得隻有他自己和那扇門能聽見。但他說出口了。這句話前世他欠了，這輩子才說出來。遲了整整一輩子。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站在易遙家門前的那幾分鐘裡，弄堂深處的另一個窗口，有一個人正在看他。林華鳳那天正好回來收拾老房子的東西，準備打包寄到北京去。她站在窗口，窗簾拉了一半，看見月光下那個穿著白襯衫的年輕人站在自家舊門前，手撐在門板上，頭低著，肩膀微微發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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