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張居正的政治目標是什麼？
是匡扶社稷，中興國家，讓積重難返的大明王朝重新煥發生機！
即便這位十五歲中舉人、二十三歲中進士的天才，有著遠超常人的城府和隱忍，卻從未掩飾過自己的政治抱負。
早在嘉靖二十八年，剛剛踏入官場的張居正，就曾滿懷激情地向嘉靖皇帝上了一道《論時政疏》！
直指時弊，闡述了他認為大明最亟待解決的五大問題：宗室冗費、吏治腐敗、官場因循、邊防廢弛、財政枯竭。
可惜，這道奏疏對於當時沉迷修仙、黨爭激烈的朝局來說，太過理想化，也太過刺耳。
嘉靖皇帝根本沒理會，奏疏石沉大海。
從此，張居正便選擇了沉默，除了給皇帝寫寫應景的賀表之外，再也不公開評論時政。
即便心中苦悶，也頂多在詩文中感慨一句“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並”。
他放棄了嗎？
當然沒有。
他隻是將鋒芒隱藏起來，等待時機。
所謂“內抱不群，外欲渾跡，相機而動”，正是他當時的真實寫照。
嘉靖四十三年，張居正押上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判斷出當時的裕王（即後來的隆慶皇帝）必將繼承大統，通過老師徐階的舉薦，進入裕王府擔任講官。
他賭贏了！
這份“帝師”資曆，成為他日後進入內閣最關鍵的踏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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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君登基後，隆慶二年，他終於以內閣輔臣的身份，遞上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二份宣言——《陳六事疏》。
這一次，他開篇就直言不諱地指出大明已到了積重難返的危機關頭，並再次係統地提出了改革的方略。
然而，他的父皇隆慶皇帝同樣沒有采納，隻是例行公事地回了一句“知道了”，便再無下文。
那麼，在經曆了這兩次滿懷希望又徹底失望之後，張居正會是什麼心態？
朱翊鈞的手指無意識地在書案上輕輕敲擊，目光怔怔地看著《太甲》篇的文字。
他是終於對“賢臣明君”的傳統模式絕望了，所以想要自己做“伊尹”嗎？
他是不是在想，指望皇帝來拯救大明已經行不通了，不如我自己來？
曆史上，張居正在權勢巔峰時曾說過一句“我非相，乃攝也”（我不是宰相，是攝政）。
這究竟是他對改革初見成效的欣慰感慨，還是他邁出那“權臣”一步時，內心無奈的喟歎？
張居正哪怕在上疏請求退休時，用的詞也是“稽首歸政”，顯然他非常清楚！
國家的核心大權已經掌握在他手中，也必然知道這樣做不會有好下場。
所以，他是在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甘願冒著身敗名裂的風險，來做這個“常務副皇帝”？
那麼，今天這篇《太甲》，是他對自己這個看似“不安分”的新君，一次隱晦的試探和交涉？
他已經看出自己有攬權的苗頭了？
還是說，這是他向潛在的改革同盟者，發出的一份政治宣言，表明自己不惜行“伊尹之事”也要推行變法的決心？
朱翊鈞隻覺得，麵對這樣的聰明人，真是萬分頭疼。
這位大明第一神童，人還未正式與自己交鋒，僅僅是通過一篇精心選擇的文章，就已經攪得自己心神不寧，方寸微亂。
“殿下，今日的課業，就暫且到這裡吧。”高儀的聲音將朱翊鈞從紛亂的思緒中拉了回來。
他這才發現，日講已經結束了，連忙起身，向諸位講官回禮：“諸位先生辛苦了。”
高儀恭敬地囑咐道：“還請殿下回宮後，好生溫習今日課業。明日，臣等會檢討殿下的記誦情況。”
這就是布置課後作業了。
交代完畢，高儀便如同逃離是非之地一般，匆匆告退，離開了東偏殿。
朱翊鈞看著高儀幾乎有些倉促的背影，暗自搖了搖頭。
這位內閣輔臣總是幻想著能夠超然物外，即便各方勢力都在推著他往前走，他仍然心存僥幸，希望能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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