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西的張府青磚黛瓦，飛簷上的銅鈴被晨露浸得發亮。沈硯之站在刻著“漢尚書令”字樣的門楣下，望著門環上盤著的鎏金螭龍——這是章武年間劉備親賜的規製，如今龍鱗已被歲月磨得模糊，卻仍透著一股生人勿近的威嚴。
“沈先生，蘇大人，裡麵請。”管家老張頭佝僂著身子引路，青布長衫上打了塊補丁，與府邸的氣派格格不入。穿過三進院落，正廳門前的石階上擺著兩盆罕見的海石榴，花瓣上還沾著夜露，老張頭說：“這是當年從洛陽移來的，老爺說，見花如見故土。”
正廳裡，前司徒張裔的兒子張阜正臨帖，宣紙上“還於舊都”四個字力透紙背。見客來，他放下狼毫，指著牆上的《洛都風物圖》：“先祖隨先主入蜀時，帶了這幅圖。那時總想著，用不了十年就能回去，沒想到，這圖都泛黃了，還掛在成都的牆上。”
沈硯之的目光落在博古架上的青銅鼎上，鼎腹刻著“建安二十四年造”，正是劉備取漢中那年。他想起《三國誌·張裔傳》裡的記載：張裔原為劉璋部下，劉備入蜀後歸降，官至丞相長史，卻始終被荊州集團視作“東州派”，臨終前還在歎“未能歸葬洛陽”。
“先生可知，成都城裡像我們這樣的‘舊人’有多少？”張阜給茶盞斟上蒙頂茶，茶湯裡飄著片嫩綠的茶葉，“當年劉璋麾下的官員，歸降後能做到九卿的，不過三人。大多像家父這樣，掛個閒職，手裡半點實權沒有。”
蘇臨洲翻開隨身攜帶的《蜀臣譜》，上麵記載著蜀漢曆任官員的籍貫：丞相諸葛亮是琅琊人，大將軍蔣琬是零陵人，尚書令費禕是江夏人——中樞重臣裡，益州本土士族竟不足三成。“延熙年間，益州人楊洪想做蜀郡太守，陛下卻用了荊州來的廖立，可有此事？”
張阜冷笑一聲，指了指窗外的菜畦：“那片地原是我家的良田，建興六年被征去做了丞相府的軍屯。楊洪連自家地都保不住，還想爭太守之位？”他忽然壓低聲音，“景耀年間，宦官黃皓賣官，一個縣令要價百金，益州人買的，比荊州人貴三成。”
正廳西側的偏房裡，堆著數十箱典籍，最上麵一箱貼著“蜀科殘卷”的標簽。沈硯之抽出一卷，是建興三年諸葛亮製定的律法，其中“禁益州人私藏甲兵”一條，墨跡比其他條文深了三分，像是反複謄寫過。“這律法，是專門針對本土士族的？”
“不止甲兵。”張阜從箱底翻出塊木牌，上麵刻著“限田令”三個字，“建興九年，丞相下令，益州人每家最多占田百畝，多出來的充公。可荊州來的將領，哪個不是田連阡陌？”他指著府後的竹林，“那片竹林原是李嚴的產業，他被罷官後，家產沒入官府，最後卻賞了蔣琬的侄子。”
午後的陽光透過窗欞，照在張府的族譜上。泛黃的紙頁裡，張裔的名字旁寫著“食邑三百戶”，而他兒子張阜的名下，卻隻寫著“食邑五十戶”。“我家的俸祿，建興年間還能雇得起兩個仆役，延熙年間就隻剩一個老張頭了。”張阜的聲音裡帶著自嘲，“去年我想給兒子捐個郎官，湊了半年的錢，還不夠黃皓府裡的門包。”
離開張府時，沈硯之注意到門房的牆上貼著張告示，是景耀五年朝廷催繳賦稅的文書，其中“益州人繳糧一石，荊州人繳八鬥”的字樣，被人用墨汁塗得漆黑。“這是……”
老張頭歎了口氣：“是小少爺塗的。他說，都是漢民，憑什麼益州人要多繳？”他忽然指向街角的酒肆，“那家店的老板是犍為人，去年因為稅銀繳晚了，被差役打斷了腿。”
他們沿著城牆根往城東走，路過益州大姓譙周的府邸。府門緊閉，門環上的銅鏽比張府更厚，門楣上“光祿大夫第”的匾額，漆皮已經剝落了大半。“景耀六年，譙周力主投降，是不是和這有關？”蘇臨洲問。
沈硯之想起譙周的《仇國論》，其中“處大國無患者，恒多慢；處小國有憂者，恒思善”一句，當年讀時隻覺迂腐，此刻卻品出幾分無奈。“章武元年，先主入蜀，益州士族獻糧十萬石；到了景耀年間，魏軍兵臨城下，朝廷要征糧，益州人卻把糧藏進了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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