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福州，尚沉浸在澎湖大捷的餘韻與傷痛中，對這場即將到來的、由西方殖民者首次聯手發起的挑戰，還一無所知。
大明帝國的海疆，在短暫的平靜下，正麵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
突然感悟：在寫本章之前作者也一直在認真的學習我們華夏的曆史並期望以史為鑒，希望能夠從我們的曆史中總結經驗和教訓，以強大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從古至今，想必與作者有同樣想法的人也必定是數不勝數（其中必然包括喜歡本書的讀者家人們），在這裡麵各種王侯將相、天賦異稟、智慧超絕之人更是數不勝數，可是在我們華夏幾千年的曆史長河中，這麼多的智慧超絕之輩他們一代又一代的以史為鑒，最終卻研究出來了“存天理、滅人欲”的程朱理學，研究出來了“八股科舉”的教育選拔製度、研究出來了“防民之口勝於防川”對百姓的防備、研究出來了“寧予外邦，不予家奴，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對外的諂媚、研究出來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內鬥、研究出來了“三十三兩白銀”的疲民之策、研究出來了“閉關鎖國”的頑固封閉、研究出來了“毀書滅學”的愚民之策，最終導致了1644年之後的神州淪陷的華夏三百年屈辱史（注：此處作者用的是三百年屈辱史而不是一百年屈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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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這一切的結果，是他們研究的不好嗎？不，恰恰相反是他們研究的太好了。
華夏1644年之前的這群智慧超絕之人，不斷的研究華夏曆史，以史為鑒，幾乎把所有能夠妨礙他們統治的內部漏洞幾乎都堵住了，當武將強大他們就限製武將、當宦官權大他們就限製宦官、甚至是當皇權強大他們也開始嘗試限製皇權，尤其是對於人口始終處於絕大多數的底層百姓而言，他們更是想儘千方百計的以史為鑒，進行限製，最終的結果就是所有人在這種限製下一起完蛋。
導致這樣的結果，是他們研究錯了嗎？
從他們自身的階層和當時的世界格局而言，作者不敢斷言他們錯了，因為他們畢竟要比作者乃至本書的絕大多數讀者都要聰明上許多許多。
可是有一點作者卻敢斷言他們錯了，那就是他們研究的對象和研究的曆史錯了。
他們一直以來研究的都是自己的曆史，因此得出的所有經驗和教訓也都是用來對付自己人的方法。
用自己的曆史經驗和教訓，來限製自己的發展，說起來真的是十分可悲和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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