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之憂，如一根冰冷的針，刺破了朱常洛因成功拆分經濟巨擘而帶來的短暫振奮。
長久以來在《四書》《五經》等傳統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和在八股文科舉考試的引導下，大明的讀書人們對那些能夠經世致用的格物之道，往往不是十分重視、雖然在明末也湧現出來如宋應星、宋應升、徐霞客等這樣的人才，可是大多都是在科舉不遞的情況，才發展出其他的愛好。如宋應星多次參加會試均未考中進士，不得不返鄉著書《天工開物》，開發出了他在科技上的這一天賦。
除此之外他也想起了史書上記載的那些名臣，於謙、張居正，乃至本朝的孫承宗，他們或許有經世之誌、治國之能，但他們的知識底色、思維框架，依舊跳不出儒家經典的範疇。他們處理財政、水利、邊務，更多依賴的是政治智慧和經驗積累，而非係統的、可傳承的專業知識。一旦麵臨全新的、超越農業帝國經驗的問題——如複雜的金融運作、大規模工業管理、全球性的海洋競爭——這種知識結構的短板便暴露無遺。
相對於整個大明的人口基數而言，明朝能夠了解和鑽研格物、算學、經濟等雜學的人才實在是少之又少，因此朱常洛必須要對當前的大明隻重視四書五經的科舉製度進行扭轉。
除了科舉製度選拔出來的人才能力具有很大局限性之外，通過科舉製度選拔出來的人也有很大的問題。
由於生產力的製約，在古代讀書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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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雄厚的財力支持，想要通過讀書科舉來改變命運當時明朝的官員，對大多數的普通人而言簡直是難入登天。
但是擁有雄厚財力的士族財閥們而言，則是他們的機會。
他們可以用大量的金錢和時間來不斷的供養他們的子弟，或者是招募有讀書潛質的人參加科舉，從而成為他們在朝堂的代言人。這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隨著土木堡之變之後勳貴失去話語權和軍權之後，整個大明幾乎所有通過科舉進入官場的官員都與士族財閥們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
而這也是後來大明的文官們能夠同明朝的曆代皇帝對抗的根本原因。
雖然表麵上明朝是朱家的天下，可是實際上自土木堡之變，皇帝和勳貴失去軍權以後明朝已經成了士族財閥們的天下。
因為幾乎明朝的所有文官們幾乎都來自士族財閥這一階層。雖然偶有海瑞這樣出身貧窮的異類出現，但也很快就會同流合汙或者是遭到聯合打壓。
雖然也有明朝的皇帝們想要抗爭，對這些沆瀣一氣的官員們進行打壓，但他們根本不怕皇帝的打壓，反倒以能夠受到皇帝的打壓而引以為豪，如明朝的官員們就非常喜歡得到皇帝的板子和斥責，甚至還有人會故意犯下一些小錯誤而獲得皇帝的廷仗，形成了不被皇帝打過板子的官員就不是好官員的風氣。
他們不怕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知道無論皇帝打壓自己，換上來的人永遠都是他們自己的人，而這就是明朝文官們強勢的原因。這也是為何明朝曆代皇帝們都拿文官們沒有辦法的根本原因。
強如嘉靖、萬曆等人也都不得不身居皇宮大內之中，成為了一個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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