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也出現過民間糧價四百、官糧依然三十五的情況。
雖然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中對平準均輸的政策給予了徹底否定，認為站在他的立場這就是些毀壞經濟根本、與民爭利的手段，但其實，桑弘羊在製度設計時首要考慮的還是讓窮人能吃到糧、不至於餓死，所以孝武朝雖然盤剝殘酷但沒出現陳勝、吳廣或柳下蹠。
如果說“平準·均輸”隻是讓司馬遷之輩的清流唾棄，那麼“孝武戰時經濟政策”的第三大項“算緡告緡”就真的是天怒人怨了。連司法界都出現了很多反對這一政策的大佬，連張湯手下的酷吏義縱都反對“告緡”，還因為公開反對“告緡”被處死，“告緡”的執法權也最終落到“繡衣使者”之手，而不是代表朝廷法紀的廷尉衙門。
所謂“算緡”，就是按年對全部商籍或工籍（官辦工場從業者除外）的人征收財產稅，商人的稅率是年六厘、手工業者則是年三厘。這個六厘和三厘並不是所得稅或營業稅，而是全部身家。既包括現金、產業股權分紅，又包括不動產——田地、房產，還包括車馬、奴仆、收藏品，甚至嚴格算起來還包括私人物品和家居陳設。當然，政府沒有精力找每個被征稅對象算這麼細致，還是讓征稅對象自己報稅。那麼，遇到隱瞞不報的怎麼辦呢？於是又出台了“告緡”，讓人舉報被納稅人的逃稅行為，一經查實，沒收全部財產並判戍邊一年，而“告緡”者可獲得被告者的一半家產。
在那個群魔亂舞的年代，親戚、朋友、仆人、小妾的情夫甚至經常有業務接觸的小吏、商業合作夥伴……身邊的人一個不留神都可能成為某個富商或手工業主的“告緡”終結者。
在“算緡告緡”中，劉徹代表的朝廷本質上扮演了流氓無產者頭目的角色，對一部分人已經交稅的合法財產再行不法掠奪，並製定惡法發揮人性的醜惡麵顛覆倫理道德，以期獲得更佳的掠奪效果。“算緡告緡”在民間引起巨大反感和強烈的抵抗，司馬遷本來對商人並沒有好感，但是在《史記·平準書》中他也認為“算緡告緡”過分非法抑製了商業發展並唆使人泯滅倫常根本，是徹頭徹尾的惡法。
即使時間飛逝千年，我依然覺得“算緡告緡”是人類文明史上黑暗的一頁，雖然其打擊的隻是某個階級、階層的人，但是其作為政府正式經濟政策的惡卻是人類曆史上很難有來者超越的。
同為尚書台出身，司馬遷並沒有很反感桑弘羊，“算緡告緡”的賬也沒算在他頭上（桑弘羊自己家族就全是商人）。是誰製造了這一驚駭千古的惡政？答案不言自明：就是“徹”頭“徹”尾——劉徹本“徹”。
是“漠北之戰”的巨大戰損讓劉徹這位“千古一帝”的魔性徹底爆發？還是無視人權法理、將臣民的一切都視為自己的恩賜、覺得隨時都可以要回來是每個僭主的通病？總之劉徹在這方麵秀了一把“節操下限”，縱使位列“千古一帝”，也難掩其瑕。
作為親曆者，我一直認為“算緡告緡”為人類史上的“第二惡政”。至於為何不是第一？是因其並不直接沾血，隻是掠奪財物，而不是政策性的嗜殺及殺了人還要搞臭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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