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重慶站，密室。
“這半個月，日本人至少發動了三次刺殺，一次比一次狠，”徐遠舉指著牆上的地圖，“但都被擋下來了。美國人、江湖人、還有疑似地下黨的人，把七星崗圍得像鐵桶。”
桌邊幾個軍統骨乾沉默著。有人開口：“站長，咱們就這麼看著？賈玉振現在是塊肥肉，日本人不惜代價要咬，咱們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
“怎麼說？”
“以賈為餌，設個局。故意露出破綻，引日本人上鉤，然後一網打儘。既能消滅日諜，又能向美國表功，一舉兩得。”
這個提議讓不少人動心。
但坐在主位的戴笠一直沒說話，隻是慢慢轉著手裡的茶杯。
良久，他開口：“想法不錯。但你們想過沒有，萬一餌被魚吃了呢？”
“我們布置周密……”
“再周密也有萬一，”戴笠打斷，“賈玉振現在是什麼？是國際反法西斯的文化符號。他死在重慶，死在我們眼皮子底下，美國人會怎麼想？蘇聯人會怎麼想？國內那些把他當英雄的老百姓會怎麼想？”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校長（蔣介石）親自交代過：賈玉振不能死在重慶。他要死，也得死在美國，死在蘇聯，或者……死在日本人手裡，但不能和我們有半點關係。所以，保護他，不是我們願意，是不得不做。”
他轉過身，眼神冰冷：“傳令下去：加強七星崗外圍監控，但不要介入內部防衛。日本人要殺，讓他們殺；美國人要保，讓他們保。我們就負責外圍。”
而在七星崗，居民的心態正在發生微妙變化。
最初幾天，街坊鄰居們是恐慌的。
巷口突然多了持槍的外國兵，屋頂趴著狙擊手，夜裡常有陌生人影晃過。大家都緊閉門戶，不敢多事。
但漸漸的，看到馮四爺帶著“護振隊”晝夜巡邏，看到何三姐的食堂被下毒後依然每天開夥，看到賈玉振在槍聲間隙裡依然伏案寫作，看到蘇婉清每天清晨準時在院裡晾曬那幅《山城燈火》……
有人開始推開窗，對巡邏的“護振隊”喊：“兄弟，喝口水不？”
有人把自家做的泡菜、臘肉送到崗哨：“給兄弟們加個菜。”
有個賣字畫的老先生，在巷口牆上貼了張紅紙，用毛筆寫了八個大字：先生，雄起！重慶，雄起！
“護賈先生，就是護咱重慶的血性！”
字寫得不好看，但墨很濃，像血。
這標語一貼，仿佛打開了閘門。第二天，牆上多了十幾張紅紙：
“七星崗不是好欺負的！”
“鬼子敢來，老子拿菜刀劈他！”
“先生寫，我們護！”
街坊們開始自發組織“鄰裡守望”。誰家來了生人，立刻有人報信；誰家晾的衣服顏色不對，馬上有人提醒；夜裡，女人們輪流燒開水、煮宵夜，送到各個崗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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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粗糙而堅韌的民間保護網，在七星崗悄然成型。它沒有嚴密的組織，沒有先進的武器，有的隻是最樸素的共識：這個敢說真話、敢寫真相的文人，不能死在咱們這片地界上。
書房裡，賈玉振正在寫《我和我的祖國》。
窗外時而傳來口令聲，時而傳來急促的腳步聲，時而——很少，但有過——傳來槍聲。每一次槍響，蘇婉清的手都會抖一下，但賈玉振的筆沒有停。
“玉振，”蘇婉清終於忍不住，“要不停一停？等安全些再寫？”
賈玉振抬起頭，對她笑了笑：“婉清，你知道現在外麵有多少人想殺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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