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5日，淩晨4:17，七星崗印刷坊
油墨與煙味混雜成一種奇特的氣味——前者是新鮮的、刺鼻的工業氣息，後者是焦苦的、纏綿的個人痕跡。
賈玉振站在印刷機旁，手指間夾著一支燃了一半的“金蝙蝠”。
這是重慶本地最嗆人的煙，三毛錢一包，煙紙粗糙，煙絲劣質，抽一口能咳出半口痰。
但他需要這個——需要那點灼燒喉嚨的痛感，需要尼古丁壓住胸口那股說不清道不明的焦躁。
“先生，您去歇著吧，”學徒小柱子邊搖機器邊說，“這兒有我們。”
賈玉振沒動。他看著印刷機“哐當、哐當”吐出紙張，一張，又一張。紙上是他熬了兩個通宵寫成的《我有一個夢想——告中華同胞書》。
此刻墨跡未乾，在昏黃的煤油燈下泛著濕潤的光。
他深吸一口煙，煙霧從鼻腔緩緩溢出，在眼前彌漫開來。
透過煙霧，他看見牆上何三姐用粉筆寫的字跡還沒擦乾淨——“臘月廿三，買肉三斤”——那是她生前最後一條食堂記錄。
看見張萬財的老花鏡還放在賬本上，鏡片碎了一角。看見馮四爺那把短刀插在門框上，刀柄的紅綢褪色了。
煙霧模糊了這些痕跡，但模糊不了記憶。
“先生，”馮四爺從外麵進來，左臂的繃帶滲著血，“前線又發電報了。”
“說什麼？”
“就三個字：‘快一些’。”
賈玉振把煙蒂扔在地上，用腳碾滅。劣質煙草的餘味還在口腔裡盤旋，混合著油墨的刺鼻，形成一種近乎自虐的清醒。
“印多少了？”他問。
“四萬三。”馮四爺看了眼牆角堆積的紙張，“紙不夠了。阿四去買，但這麼早，紙行還沒開。”
賈玉振沉默片刻，轉身走到牆角，從一個鐵皮箱裡取出兩卷宣紙——那是蘇婉清留作畫畫的，上好的安徽宣，薄如蟬翼，潤如凝脂。
“用這個。”他說。
“先生，這太可惜了……”小柱子忍不住說。
“紙就是用來印字的。”賈玉振的聲音很平靜，“好紙印好字，正好。”
他把宣紙遞給馮四爺時，手指微微顫抖——不是病，是缺覺和尼古丁過量的生理反應。馮四爺接過紙，深深看了他一眼，沒再說話。
印刷機重新開動。上好的宣紙吸墨極快，鉛字印上去，墨跡微微洇開，像血滲進土地。
賈玉振又點了一支煙。這次沒抽，隻是夾在指間，看著那點紅光在昏暗的工坊裡明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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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5:50，七星崗巷口
賣菜的孫大娘挑著擔子來時，天還沒亮透。她照例在巷口支起攤子，把青菜蘿卜碼放整齊。但今天，菜攤底下多了一個油紙包——馮四爺半夜送來的，囑咐她“悄悄給”。
孫大娘不識字，但她認得包上馮四爺畫的記號：三個圈，代表“急”。她不知道裡麵是什麼，但知道馮四爺不會害人。
第一個來買菜的還是王寡婦。這個三十出頭就守寡的女人，臉上總帶著揮不去的愁苦。她挑了把小蔥，掏錢時手抖得厲害——她男人死在武漢會戰，撫恤金被層層克扣，到手隻剩十塊大洋。
孫大娘稱好蔥，沒急著收錢，而是從菜攤底下抽出油紙包，塞進蔥捆裡。
“這……”王寡婦愣了。
“拿著，”孫大娘壓低聲音，“回去再看。別讓人看見。”
王寡婦看著孫大娘的眼睛，那雙被歲月和苦難磨礪過的眼睛裡有種她看不懂的東西——不是憐憫，是某種更堅硬的東西。她點點頭，把蔥捆緊緊抱在懷裡，像抱著什麼易碎的珍寶，匆匆走了。
第二個來的是個生麵孔——二十歲上下的小夥子，穿著洗得發白的粗布衣裳，背著一個破包袱。他在菜攤前站了半天，才怯生生開口：“大娘……這兒是不是七星崗？”
“是。你找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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