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曆十年冬，金陵城的天空格外高遠。隨著大明龍旗再度飄揚於皇城之上，戰爭的硝煙漸漸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派百廢待興、萬象更新的蓬勃氣象。禦駕入駐南京皇宮，並非意味著征伐的終結，而是標誌著肇基立業、重建綱紀的新開端。朱一明深知，攻城略地靠的是虎賁銳士，然欲坐穩江山、進而北定中原，非有能臣乾吏、天下英才輔佐不可。當務之急，便是儘快恢複並革新科舉取士這一國之掄才大典，向天下昭示新朝氣象，網羅四方賢才，為中興大業奠定堅實的人才基石。
臘月朔日，朱一明於奉天殿（暫修葺）召集群臣，正式頒布《光複金陵開科取士詔》。詔書由新任禮部尚書（由原翰林學士擢升）當庭宣讀，其辭懇切，其意深遠：
“朕承天命，克複舊都，每念民生之凋敝，實切朕心。然治天下者，非獨恃兵戈之利，更在得賢才而用之。今特開恩科，定於明年二月，舉行鄉試；四月，舉行會試、殿試。天下士子，無論南北，不拘門第，凡心懷華夏、通曉經術、明於吏治、或有一技之長者，皆可赴考。朕將親策於廷，量才授職，共圖中興大業！”
此詔一下，如同在久旱的士林中降下甘霖。不僅迅速傳遍已光複的南方各省，更通過秘密渠道，如暗流般湧向尚在清廷治下的北方士子耳中。無數懷才不遇、心係故國的讀書人，聞訊熱血沸騰，或變賣家產，或隱姓埋名，千方百計南下赴考。通往南京的各條水陸官道上，持節而行的士子身影絡繹不絕，金陵城內各大客棧、會館頓時人滿為患，茶樓酒肆間，皆是操著各地口音、激昂議論時政、切磋學問的學子，沉寂多年的江南文脈，驟然複蘇。
然而，此次科舉，絕非前明舊製的簡單重複。朱一明與心腹大臣瞿式耜、顧清風及新任禮部堂官經過反複商議，決意對科舉內容進行大膽而審慎的革新，以契合“新政”需求。旨意下達至禮部與新成立的“翰林院格物局”（由蘇繡繡兼管，負責學術引導），考題的擬定便體現了鮮明的導向：
經義：仍考《四書》《五經》，但策問側重“通經致用”，如以“《周禮》理財之道與今日屯田開礦之要”、“《春秋》尊王攘夷之義與當今抗清複國之勢”為題，引導士子關注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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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論：大幅增加比重，題目直麵時艱，如“論新式火器於靖難安邦之要”、“如何興修水利以複蘇江南民生”、“漕運海運利弊與國安之關係”，甚至出現了“格物之理於富國強兵之用”這等前所未有的題目，旨在選拔有實務頭腦、能解決實際問題的乾才。
算術\/地理：新增為必考科目，雖難度不高，但測試基本算學能力及對天下輿圖、郡國利病的了解，凸顯對實用技能的重視。
此種革新，在士林中引發了巨大反響。守舊者瞠目，譏為“有辱斯文”；開明者稱快，譽為“返本開新”。朱一明對此早有預料，在《大明時報》上親撰《取士論》一文，闡明心跡：“八股空談，誤國已久。今取士，非取記誦之儒，乃取經世之才。欲匡扶天下，豈能不知兵農錢穀？欲驅逐韃虜，焉可不曉輿地格物？”此文一出，很大程度上引導了輿論，使得有誌之士紛紛調整備考方向，竟在江南掀起一股研讀《農政全書》、《武備誌》，乃至探討泰西算學、輿地之學的風潮。
永曆十一年二月，南直隸鄉試如期在南京及周邊重鎮舉行，盛況空前。四月，會試於南京貢院隆重開場。至殿試之日，奉天殿前廣場上，數百名經過層層選拔的貢士肅立，氣氛莊嚴肅穆。朱一明親臨禦座，審視著這些未來的棟梁之材。策問題由他親自擬定，僅三道，卻字字千鈞：
一、問王道：如何使新複之地士民歸心，速臻治安？
？功全收可策何以當，原中伐北：道霸問、二
？安久治長保以政何行當，後下天定平：道治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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