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嚴苛,卻換來了‘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秩序;李世民修訂《唐律疏議》,廢除酷法,搞‘德主刑輔’,看似寬仁,卻讓官吏有了‘徇私枉法’的空間。他手下的魏征天天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卻忘了‘法不嚴,則民不敬’——朕治下,官吏不敢貪、百姓不敢亂,秩序井然;他治下,雖有‘貞觀之治’的繁華,卻也埋下了‘吏治腐敗’的種子,唐朝後期官吏貪腐成風,就是從他這‘寬縱’開始的。
不過,他‘納諫’的定力,朕得承認不如他。朕當年下‘逐客令’,被李斯一篇《諫逐客書》說服,就覺得自己夠聽勸了;他倒好,魏征天天當著滿朝文武挑他毛病,甚至敢反駁他的聖旨,他不僅不殺,還稱魏征為‘人鏡’,這份胸襟,朕確實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