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滅六國,雖有魄力,卻少了幾分‘白手起家’的艱難,這點朕比他‘硬氣’。不過他滅六國後‘書同文、車同軌’,一次性解決‘分裂後遺症’,朕登基後卻要慢慢調整三省六部製、完善科舉製,論‘大刀闊斧搞改革’,他比朕‘果斷’。
他搞‘郡縣製’,朕完善‘中央集權’,都是為了避免‘諸侯割據’,但他把地方權力收得太死,郡縣官全靠中央任命,一旦中央出問題,地方就亂;朕保留‘節度使’(初期),讓地方有一定自主權,雖然後來釀成藩鎮之亂,但初期確實穩住了邊疆,這點咱倆‘各有利弊’。他‘嚴刑峻法’,靠《秦律》震懾百姓;朕‘德主刑輔’,靠《唐律疏議》與民休息,他治下‘路不拾遺’靠的是‘怕’,朕治下‘夜不閉戶’靠的是‘服’,論‘治世境界’,朕比他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