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一些家族可能會迅速坐吃山空，或轉向其他途徑牟利，甚至可能因此產生怨望。”
吏部尚書也道：“襲爵考核，標準如何定？由誰主持？若過於嚴苛，或執行不公，易生爭執，反失陛下安撫功臣之本意。”
禮部尚書則關注儀製細節：“爵位降等，相應的冠服、儀仗、宅製亦需隨之調整，此中章程極為繁瑣，需細細擬定。”
杜謙深知其中阻力，但他更清楚皇帝推進此事的決心。“諸公所慮皆有道理。然則，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前唐藩鎮之禍，殷鑒不遠。陛下欲開萬世太平，非有長遠製度不可。我等所擬，非為刻薄功臣，恰是為保全功臣後世，免其因權生驕、因驕致禍，亦是確保朝廷財力能長久支撐，新政能持續推進。”
他頓了頓，道：“具體條款，可再斟酌。例如，降等幅度、考核內容、特殊貢獻的認定標準等，可適當寬鬆或設立過渡期。但‘爵祿不得世襲罔替’、‘承襲需有條件’、‘爵職分離’這幾條根本原則，恐難動搖。此亦為陛下默示之意。”
眾人默然。他們明白，杜謙所言非虛。皇帝要建立的，是一個更有韌性、更可持續的統治結構。封爵製度的改革，是其中關鍵一環。
接下來的數日，“爵製厘定專班”陷入了艱苦的細節打磨與激烈辯論中。每一條款，每一個等級，每一項權益，都牽動著巨大的利益神經。林風需為軍方爭取更寬鬆的降等條件和更有利的“軍功保爵”條款；陳廷敬則堅守財政底線，反對任何可能導致長期負擔的承諾；吏部、禮部則在繁瑣的儀製與文書流程中力求嚴謹無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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