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開場合，他言辭謹慎，多附和田令孜“權宜招撫”之論，認為當務之急是解決王仙芝。但據親近者透露，盧攜曾在家中與門客私議時感歎：“黃巢，人傑也。惜乎不為朝廷所用，反成巨患。招撫恐難成，即便成，亦非朝廷之福。然今之勢，如履薄冰，一步踏錯，社稷傾危。唯有兩害相權取其輕耳。”這種矛盾而務實的態度，在朝中中層官員裡頗有市場。
真正讓朝堂爭議發生微妙轉折的，是五天後送達的一份緊急軍報。並非來自曹州前線，而是來自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奏報稱，其巡邊兵馬在荊襄北部邊緣，與一股“流賊”遭遇，激戰一場，互有傷亡。俘獲的賊人口供雜亂，但有人提及，他們原是王仙芝部屬，因不滿分配或與頭領不和，脫離大隊北走，本想投曹州黃巢，但因路途遙遠、唐軍封鎖，滯留於山南、淮南交界處山林為寇。
這份軍報本身並非大事，李福也隻是例行彙報邊境衝突。但奏報中“欲投曹州黃巢”這幾個字，卻像針一樣刺進了長安諸公的神經。
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黃巢的“名氣”和“吸引力”，已經超越了曹濮一帶，開始向更遠的戰區擴散！王仙芝的潰兵散卒，在走投無路或心生異誌時，竟然將黃巢的根據地視為潛在的投奔目標！這比黃巢占據一兩座城池本身，更加令人不安。
鄭畋得知後，連夜求見皇帝（雖被田令孜以“陛下已安寢”為由擋回），次日一早便再次於朝會上慷慨陳詞：“陛下！李福軍報，可見賊心所向！黃巢不除，必成四方亡命之徒之淵藪！今日潰卒欲投之，明日便可能有更多失意之徒、悍勇之輩趨之若鶩！其勢將如滾雪球般壯大！屆時，縱以節度使相餌，彼又豈會滿足？朝廷威儀儘喪，反成笑柄！臣懇請陛下，速斷招撫之念，敕令宋威、崔安潛，至少抽調得力之軍，北上威懾曹州，即便不即刻攻城，也須壓其氣焰，阻其擴張，絕其外援！此乃遏製禍源之上策！”
這一次，連一些原本態度搖擺的官員，也露出了深思和憂慮之色。田令孜雖然再次以“大局為重”、“勿中賊人離間之計”為由反駁，但語氣已不如先前堅決。他意識到，黃巢的潛在威脅，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看清，單純“招撫”的借口，已有些難以服眾。
最終，在田令孜的操縱下，朝議達成了一個混合的、充滿矛盾的決定：招撫使者按原計劃派出，但給予的談判條件更加苛刻，明確要求黃巢必須先行解散部分軍隊、交出曹州城防、接受朝廷指派的監軍，方可“量授官職”（節度使的許諾被含糊化，改為“察其表現，另行封賞”）。同時，密令宋威、崔安潛，加強曹州周邊關隘的巡邏和封鎖，並允許他們“酌情”派出小股精銳，對曹州外圍進行襲擾和偵察，“以觀其變，懾其膽”。
這與其說是決策，不如說是將剿撫兩種截然相反的策略，生硬地嫁接在一起，暴露了唐廷在內外交困下的首鼠兩端和力量不足。
當那名被精心挑選出來的使者——一位姓吳名庸、年約四十、出身吏員、以口才便捷、善於察言觀色著稱的禮部郎中——懷揣著這份充滿算計和矛盾的詔書與密令，在一隊神策軍騎兵的護送下，離開長安，向東而行時，他的心情恐怕也是複雜萬分。
他知道自己此行，猶如火中取栗。成功招撫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以他了解到的黃巢行事風格判斷），更大的可能是受辱、被拒，甚至……有性命之憂。但他別無選擇，這是田令孜“賞識”給他的“機會”，也是將他從禮部閒職中推上前線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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