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交部大樓內，一場歷時漫長、交鋒激烈的談判，終於在初冬的寒意中，落下了帷幕。
經過前後三輪近乎熬幹心血的唇槍舌劍，麵對中國方麵持續施加的軍事壓力與外交上的寸步不讓，沙俄駐華公使庫朋斯齊那張慣常掛著傲慢與冷淡的臉，也終於顯露出了一絲不易察覺的鬆動與疲憊。他們已然意識到，單靠支持庫倫的軍事冒險，難以在談判桌上攫取到遠超預期的絕對利益，反而可能陷入一場得不償失的持久消耗，甚至破壞與日本及其他列強在遠東的微妙平衡。
1913年11月5日，空氣中瀰漫著一種塵埃落定的凝滯感。外交總長孫寶琦與俄駐華公使庫朋斯齊，分別代表中俄兩國政府，在數份文件上鄭重簽下了名字。這便是後來載入史冊的《中俄聲明文件》及《聲明另件》。
文件不過五條，字斟句酌的背後，是兩國國力、意誌與外交智慧的角力結果：
沙俄方麵，首次在正式條約文件中，承認中國對外蒙古的“宗主權”，並明確外蒙古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這無疑是民國政府在外交上取得的一個關鍵性、原則性的勝利，至少在法理上，遏製了外蒙古走向完全獨立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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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為交換，中國方麵則承認外蒙古的“自治權”，並承諾“不派軍隊、不設官員、不辦殖民”於其境內，僅可派遣大員率領有限衛隊，駐紮於庫倫、烏裡雅蘇台、科布多等指定地點，行使“宗主國”的象徵性管轄與監督之責。
同時，中國忍痛承認了此前非法的《俄蒙協約》及其附件的有效性，實質上接受了沙俄在外蒙享有廣泛特權的既成事實。條約還規定，中俄兩國均“不幹涉外蒙古內政”，外蒙古若與他國訂立條約，不得違背中國的宗主權及此次中俄聲明的各項條款。
一紙條約，勾勒出一個充滿妥協與矛盾的政治框架：外蒙在名義上重歸中國版圖，卻享有高度自治；中國保住了法理上的最高所有權，卻暫時喪失了實際的行政、軍事控製；沙俄未能促成完全獨立，卻將其特殊權益以條約形式固化下來。
消息如同長了翅膀，迅速傳向各方。
聖彼得堡方麵很快履行了其承諾，開始逐步撤回派駐在庫倫政府及外蒙軍隊中的軍事顧問、教官，並以明確的外交照會形式，“勸告”庫倫當局立即停止在內蒙古的軍事行動，撤回遠征軍，以符合與俄國外交承諾”。
然而，令俄國人或許都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此時的庫倫政府，並未如預想中那般對“北極熊”的指令俯首帖耳。
庫倫的宮殿裡，氣氛壓抑而躁動。收到俄國的通牒後，主政的王公貴族們陷入了激烈的爭吵。
一部分較為現實或親俄的王公，主張立即遵令撤軍，認為藉助俄國之力獲得“自治”已是巨大成功，應見好就收，鞏固既有成果。
但另一部分，尤其是那些在南下征戰中家族子弟攫取了權力、聲望，或對“恢復大蒙古”抱有強烈宗教、民族情懷的王公和喇嘛，則充滿了不甘與憤怒。
“俄國人把我們當什麼了？需要時給幾桿破槍，讓我們去流血；談好了條件，就像扔破靴子一樣讓我們退回來？”一名年輕氣盛的王爺拍著桌子吼道。
“是啊！前線兒郎們浴血奮戰打下的土地，難道就這麼拱手還回去？我們蒙古人的事，什麼時候全由俄國人說了算？”另一人附和。
儘管府庫空虛，再也無力向前線輸送一粒糧、一顆彈的現實如同冰冷的枷鎖，儘管理智告訴他們缺乏後勤的軍隊難以持久，但那種被利用、被出賣的屈辱感，以及內心深處或許仍存的一絲僥倖——萬一前線英勇的將士們能靠最後的血勇，創造奇跡呢？——使得庫倫最終沒有向遠征軍下達明確的撤軍命令。
相反，他們以一種曖昧的沉默，暗中鼓勵著前線將領的“自主行動”。或許，他們心底還殘存著渺茫的希望，指望遠征軍能“獨立”完成那統一蒙古的未竟之夢，從而在未來的博弈中，為自己贏得更多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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