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妙地化用了“路不拾遺”這個常用於歌頌民風淳樸的典故，筆鋒一轉，寫道：“……非是民皆聖賢，心無私念，乃律法森嚴，令行禁止。拾遺而昧，其罰甚重，故民雖有心亦不敢為也。此非獨誠心之效，實乃法度之功。”
他著重強調，“法度”並非與“誠信”對立，或者僅僅是懲罰失信的工具；恰恰相反，健全的法度，是保護大多數願意誠信之人不被少數無信之徒侵害的盾牌，是促成誠信社會得以形成和穩固的堅實基石。
他將“誠”歸於個人修養的範疇，雖重要卻難以強製；而將“信”納入社會規範的領域，可通過製度來引導和保障。
他寫得如此專注，以至於連知府和同知再次悄無聲息地巡到他的號舍附近，他也渾然未覺。
李銘瞥見了周懷瑾草稿紙上與眾不同的開篇論點。
他臉上露出一絲詫異，湊近趙知府，用極低的聲音道：“大人，您看這孩子……這破題的角度，還真是……刁鑽犀利啊。竟將法度置於誠心之上……”
趙知府沒有說話，臉上依舊是那副古井無波的表情，隻是默默地在周懷瑾的號舍外停留了更久的時間，目光掠過那幼小卻挺直的脊背，掃過桌上那篇骨架清奇的文章。
良久，他才轉身，示意李銘繼續前行，隻在錯身而過時，留下了一句輕飄飄、卻讓李銘心頭猛地一跳的評價：
“年紀不大，心思卻不小，劍走偏鋒。隻是……這般論調，不知天高地厚，也過於現實冰冷了些，恐非正統士人所喜。”
這話說得含糊，李銘偷偷覷著知府大人的臉色，卻絲毫摸不清上官是對這膽大妄為的少年有一絲欣賞，還是純粹的不滿與警告。
周懷瑾對這一切毫不知情，他正全心投入，將自己對這個時代權力運行和人情世故的細微觀察，與前世所學的關於社會規範、個體行為的理論知識，小心翼翼地融彙於紙上。
當他終於為這篇策論畫上最後一個句號，輕輕吹乾淋漓的墨跡時，心中湧起一股近乎酣暢淋漓的滿足感。
然而，當他開始將草稿上的文字，工工整整地謄抄到正式試卷上時，看著自己筆下這些力求“務實”、甚至顯得有些“冰冷”和“叛逆”的論述，卻有一絲隱隱的不安和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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