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億貫的北宋,到神宗朝竟出現財政赤字,「三冗」問題正是病根。
故而無論是範仲淹的慶曆新政,還是王安石的熙寧變法,核心都是為國斂財,以求平衡「三冗」。
後來的趙佶與蔡京乾的也是同一件事——將民間財富轉為國庫收入,隻是蔡京手段酷烈十倍,終致徽宗末年民不聊生。
心中有太多想法,也有諸多對策,但他不得不顧及「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國策,以及眼下盤根錯節的政治生態。
任何脫離現實的政治構想,都不過是易碎的泡沫,註定被利益集團的巨輪碾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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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趙煦已讀完漕運策論,不知何時已來到徐行身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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