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為了維持龐大的帝國機器運轉，任用了像阿合馬、桑哥這樣的理財“能手”，他們的本事，說白了就一個字——刮！想儘一切辦法從老百姓身上刮錢。
“你知道‘社’嗎？”王掌櫃問。
小李點點頭：“知道，我們村就有一個社，五十戶人家編成一社，選個社長。”
王掌櫃冷笑一聲：“聽著是好聽，說是為了‘勸課農桑’，讓大家互幫互助。可實際上呢？這個社長，就成了官府的催稅官！朝廷的各種苛捐雜稅，一層層攤派下來，最後都得他逼著社裡的人交。什麼鹽稅、酒稅、茶稅、商稅……名目多得你都記不住。正稅交完了有雜稅，雜稅交完了還有各種攤派。為了打仗，讓你出人；為了修河，讓你出工；逢年過節，還得給各路官爺送‘常例錢’。一年到頭，辛辛苦苦種出來的糧食，養出來的蠶，一大半都進了官府的口袋。你說，這日子能好過嗎？”
小李的父親就常常在家裡唉聲歎氣：“這苛捐雜稅，就像天上的雨點，躲都躲不掉。咱這腰，都快被壓斷了。”
在這樣沉重的剝削下，許多農民根本無法維持生計，隻能選擇破產逃亡，要麼進城當個小手工業者，要麼乾脆落草為寇。這就是為什麼杭州城裡如此擁擠的原因之一——鄉下，已經待不下去了。
那麼，那些曾經地位崇高的讀書人呢？他們的日子又怎麼樣？
在元朝，忽必烈長期不開科舉，斷了天下讀書人通過考試做官的唯一出路。那些滿腹經綸的江南才子，一下子從“天之驕子”變成了“社會閒散人員”。他們中的一些人，放下了讀書人的架子，去當了教書先生，或者給官府當個不入流的小吏，勉強度日。
而更多的人，則是把內心的憤懣和不平，寄托在了筆墨和舞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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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可以想象這樣一個場景：在杭州城的一個小茶館裡，幾個落魄的書生聚在一起，借酒消愁。
其中一個書生，一拍桌子，悲憤地說道：“想我等十年寒窗，本欲致君堯舜，報效國家。如今倒好，英雄無用武之地！那些目不識丁的蒙古人、連漢話都說不全的色目人，都能當官作宰，而我等，卻隻能在此空耗光陰！”
另一個稍微年長些的書生勸道：“慎言，慎言！如今這世道，說錯一句話，可是要掉腦袋的。既然廟堂之上沒有咱們的位置，那咱們就在這江湖之中，尋一片自己的天地吧。”
這片“天地”是什麼呢？就是元代文學史上最璀璨的明珠——元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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