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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講究門庭家世的東晉，吹噓自己氏族傳統的高貴是製造輿論、抬高身價的妙法，甚至可以藉此博取功名，所以誇宗耀祖一時成為風尚。陶淵明也未能免俗，在《命子》一詩中，他將家譜上續唐堯、虞舜，將西周司徒陶叔、漢右司馬陶舍、丞相陶青都納入本門。這種追溯遠祖的做法在今天看來似乎十分可笑，但也不難理解，除了東晉高度重視家譜學的時尚影響，古往今來，我們每一個人，又何嘗不希望自己是出身高門，祖宗有德，因而倍增豪情與信心呢？尤其那些不甘平庸的人，總想為自己找到一些不凡的預兆、暗示及天命，不凡的先世就是對自己前程的一種預兆，一種暗示，一種因果輪回的天命。雖然這隻是一種心理上的自慰，可它對於促人上進，不甘沉淪無疑是有良好影響的，一個看重自己、有所追求的人，必然崇拜祖先，正如一個自尊自強的民族必然看重自己的曆史與傳統一樣。無獨有偶，屈原在《離騷》中也儘情地誇耀自己出身的不凡 ：“帝高陽之苗裔兮，聯皇考曰伯庸 。”熱愛祖先，實際上是一種自珍自愛的表現。所以屈原、陶淵明都能夠出汙泥而不染，特立獨行於世。另外，《命子》一詩是陶淵明初得長子儼時所作，曆數陶門功德，正是為了抒發自己救世濟世、建功立業的理想，也是慨歎自己早生華發，一事無成，希望兒子將來成才，完成父誌。
誇宗耀祖既是一種自我激勵也是一種自我安慰，是信心不足時的尋求補償，是自怨自憐的變形表達。這亦如一個民族，在落後於其他民族時，隻有以緬懷光榮曆史來自勵自慰，而蓬勃上進的人，是不會說“老子先前比你闊”的，陶淵明的述祖，既有不甘沉淪的一麵，也有消極無奈的一麵，他後來的無功而退，從潔身自好這點來說是值得讚賞的，從“靈台無計逃神矢 ”，放棄與命運的抗爭這點來說則僅是值得同情和歎惜的。
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後徙家廬江之潯陽。侃出身孤貧，以軍功而達顯貴，官至八州都督，封長沙郡公。
陶侃澤被一方，家境也豪富一時，“ 滕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 。”應當說，曾祖的政績、政聲與其家室的昌盛、顯赫，都是讓陶淵明追慕的，這是與他一生數次出仕互相關聯、不可或缺的兩種因由。
陶侃亡故後，其子嗣或因罪被誅，或自殘而歿，衰敗相繼，家境急劇淪落。陶淵明祖父陶茂雖也做了個不大不小的太守，但沒有什麼事跡流傳下來，既然陶淵明說他是“直方二台 ”，以梗直方正聞名，必定在官場上混不圓轉。陶淵明父親陶逸，是否做過安城太守今尚存疑，陶淵明讚他為官不喜，去職不怒，似可看出陶逸更是不得誌，不喜不怒與其說是天然心性，不如說是自我安慰、自我支撐的一種姿態。陶淵明對陶侃以上的先祖都具體提到職位，談起他父親時卻非常空泛，估計是其父職位卑微，恥於言及。加之陶逸去世很早，到陶淵明一代，敗落困窘之狀可想而知。陶淵明無親兄弟，隻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妹妹，振興門庭，延續香火，扶老攜幼的職責係於一身，這遠比大濟蒼生的逸誌要來得實在，要留得長久。陶淵明遲遲不仕與家事牽累不無關係，二十九歲後數番出仕，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在有所作為的同時能夠養家糊口、重振門庭。
陶門承陶侃爵位的嫡係子孫最初是其子夏，後經侄陶弘、弘子綽之，傳至綽之子延壽。延壽曾隨劉裕征討後燕慕容超。延壽過潯陽祭祀陶氏宗祠時，陶淵明與其相會，作《贈長沙公》詩賦別，讚美陶延壽不辱門庭、無愧祖先的同時充分表露出他對長沙公的企羨以及自愧自憐。傷感第一代長沙公的威名與盛德在自己身上難以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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