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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在生命期間的心滿意足又是怎樣的呢？這種狀態是人所達不到的，無論是在道德的立場上（由於為人正派而對自己滿意）還是在實用的觀點上（對他自認為是靠熟巧和聰明所掙得的舒適感到滿意）都達不到。大自然在他身上放進了痛苦來刺激他的活力，使他不能擺脫這種痛苦，以便不斷地向完善化邁進。而且，即使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對生活的最後一個階段的滿足也隻能說是相對的（一方麵是由於我們把自己與別人的運氣比較，一方麵也是和自己相比較）卻從來也不是純粹的和完全的，在生活中變得（絕對地）心滿意足，就會是一種毫無行動的安息和內心衝動的平複，或是感覺到與之相聯係的活力變得麻木。但這樣一種心滿意足與人的智性生命如此不能相共存，正如一個動物體內停止了心臟的跳動，如果沒有一個新的刺激（通過痛苦）產生出來則不可避免地導致身體的死亡一樣。
隨遇而安雖然多半是一種氣質特點，但常常也可以是由原則而來的結果。例如別人用來稱呼伊壁鳩魯並由此對他進行誹謗的享樂原則，它本來是意味著哲人的永遠快活的心情。一個既不使自己快樂，也不使自己憂傷的人是冷靜的，他與那種對生活的偶然事件冷淡、因而感情遲鈍的人有根本的區別。與冷靜不同的是性情乖張（它最初大概叫作脾氣怪僻），這是一種使主體時而高興、時而悲傷的傾向，主體自己也不能解釋自己這種突發情緒的原因，它尤其是附著於疑病症患者身上。這是完全有別於詼諧的才能（如巴特勒或施泰恩的）的，後者是機智的頭腦有意把對象的位置作一個顛倒（仿佛頭足倒立一般），以狡黠的天真給聽眾或讀者帶來對於他們自身立於正確地位的快樂。敏感性與冷靜並不相衝突，因為冷靜是一種對於愉快和不愉快狀態兼收並蓄，或不讓它們妨礙心靈的能力和力量，所以它有一種選擇。相反，多愁善感卻是一種軟弱，即因為對那些仿佛能任意玩弄感受者的感官的人產生同感，而讓自己也情不自禁地被激動起來。前一種情況是男子漢的，一個男人要在婦女或兒童麵前忍住自己的辛苦或痛苦，那麼他必須具有不按照自己的強壯而根據別人的軟弱來判斷別人感覺所必要的細膩感情，而他的感覺的細致也有必要變得寬廣大度。相反，感情上空泛的同感，即讓自己的感情和別人的感情產生交感的共鳴，這隻不過激起自己的難受而已，是毫無意義的，也是傻氣的。因此，能夠而且應該有一種心情暢快的虔誠，從而人們能夠而且應該心情暢快地去乾那種繁重而必要的工作，甚至心情暢快地走向死亡，因為如果這一切是帶著惡劣的心情和陰鬱的情緒去做或者忍受，就失去它們的價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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