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虔誠與否，不是依據他是否正確遵守了教條規定，而是看他是否正確遵守了祖先的宗教習俗。根據R.加蘭的研究，在公元前5世紀，雅典人的確接受了許多新神。引進新神的重要契機是雅典在戰爭中獲勝之時，例如在馬拉鬆和薩拉米擊敗波斯人。(62)而雅典民主政府也有適當管理新神引入的傾向。新神的引入通常分為兩步，先是人們在私人會飲或市政廣場上私下討論新神，之後是在公民大會上正式提出對新神崇拜的資助。新神的加入並非替代舊神，而隻是增加了眾神的數量。而在雅典人看來，眾神所享有的尊榮是有限的，新神明的加入隻會瓜分既有神明的尊榮。因此，新引進的神必須能對整個城邦帶來一定的好處，作為瓜分其他神明尊榮的補償。(63)
從這一角度看，蘇格拉底被控告的邏輯並不在於他不信奉神明，而在於他未能遵循適當的方式引入新神，由此未給予城邦既有神明足夠的尊敬。主要包括兩方麵：其一，蘇格拉底所說的“靈異”隻與他溝通，為他所“私有”，這並不符合希臘人一般的信仰模式；其二，該“靈異”對城邦共同體並無直接的好處，而隻對蘇格拉底“顯靈”，這意味著，蘇格拉底引入的新神沒有為擠占既有神明的尊榮做出補償。儘管蘇格拉底的“靈異”並未與其他傳統神明形成競爭關係，但未做出補償這一點在希臘人看來可能會招致神明對整個城邦的不滿和懲罰。由此，雅典人判處蘇格拉底不虔誠罪名成立是有一定依據的。
R.帕克（R. Parker）反對R.加蘭的結論，認為蘇格拉底的“靈異”與傳統神明並未形成競爭關係。(64)他轉而尋找雅典法律中關於不虔誠罪名的規定，認為所謂“引進新神”隻是指控者試圖說服陪審員判處某人犯有不虔誠罪名的公認方式之一，而並非法律明令禁止的行為。所以，對蘇格拉底“引進新靈異”的指控隻是對更嚴重的罪名“不信城邦所信神明”的一種平衡。不過，至於引進新神的程序，R.帕克也承認，新神隻能由城邦引進，而私人或團體雖可以自費建立新的崇拜，但必須得到城邦的授權，即得到公民大會的認可。儘管在具體觀點上有差異，但R.加蘭和R.帕克都認為，蘇格拉底之所以被指控不虔誠，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未按照城邦允許的傳統做法引進新神。
除引進新神外，蘇格拉底的宗教信仰還有何獨特之處，以至於要控告他不信奉城邦所信奉的神明？對此，一些學者提出，指控背後的真正宗教動機源於蘇格拉底對神明的道德主義觀念。(65)這一觀點存在較多的推測成分。在這些學者看來，蘇格拉底認為隻有神擁有絕對的智慧，因此，諸神是完全道德的存在。誠然，《申辯》中的蘇格拉底多次流露出有關神的道德主義觀念。(66)而古希臘神話中並沒有單一、一致的關於諸神善惡的概念。在荷馬、赫西奧德（Hesiod）、埃斯庫羅斯和歐裡庇得斯等詩人筆下，同一神明對善惡的態度和動機截然不同，而且往往相互矛盾，眾神也常常給凡人帶來災難。由此，蘇格拉底與這些詩人對諸神的理解不同。但是，蘇格拉底的觀念與同時代人究竟有多大不同，現有的古代文獻中並未對蘇格拉底的道德主義觀念表露出特別的關注。無論是蘇格拉底的反對者，如阿裡斯托芬、波呂克拉忒斯等，還是支持者，如柏拉圖、色諾芬等，都不曾提及蘇格拉底將諸神道德化並引起其他人的反感。所以，蘇格拉底所謂不虔誠的罪名應主要源自他引進的“靈異”。
那麼，蘇格拉底如何敗壞了青年，教導他們不虔誠呢？在這方麵，蘇格拉底之所以難逃嫌疑，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亞西比得。亞西比得的事跡集中體現了指控背後宗教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結合。公元前415年，在雅典艦隊遠征西西裡之前，發生了一件駭人聽聞的瀆神案件。在雅典，許多私人住宅的門廊、神廟門前以及道路旁，都擺放著赫耳墨斯（Hermes）的雕像。赫耳墨斯是奧林匹斯神的信使、道路和邊界之神，是演說者、商人、旅者、小偷和牧人的保護神，在古希臘世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赫耳墨斯雕像形如一根方形石柱，頂部為蓄有胡須的赫耳墨斯頭像。公元前415年的一天，人們早上醒來後，震驚地發現許多赫耳墨斯雕像遭到破壞。修昔底德講述了該事件的嚴重性：雅典人迅速召開公民大會，決定成立一個委員會調查此事，並鼓勵人們檢舉揭發其他瀆神者。該事件正值雅典進軍西西裡的準備期間，而赫耳墨斯是旅者的保護神，雅典人認為這次褻瀆事件會遭到赫耳墨斯的報複，不利於對西西裡的出征。同時，雅典人還認為該事件與寡頭分子推翻民主政體的政變陰謀有關。(67)如此一來，這次瀆神事件便具有宗教和政治的雙重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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