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別一法係的法律，亦絕不會有什麼根本的改革。所以總是相承而漸變。中國最早的法典，是李悝的《法經》。據《晉書·刑法誌》所載陳群《魏律序》，是悝為魏文侯相，撰次諸國法所為。魏文侯在位，據《史記·六國表》，是自周威烈王二年至安王十五年，即民國紀元前2336年至2298年。可謂很古老的了。撰次，便是選擇排比。這一部書，在當時，大約所參考者頗博，且曾經過一番斟酌去取，依條理係統編排的，算作一部佳作。所以商君“取之以相秦”，沒有重纂。這時候的趨勢，是習慣之力（社會製裁），漸漸地不足以維持社會，而要乞靈於法律。而法律還是謹守著古老的規模，所規定之事極少，漸覺其不夠用，法經共分六篇：《魏律序》舉其篇目，是（一）盜，（二）賊，（三）網，（四）捕，（五）雜，（六）又以一篇著其加減。盜是侵犯人的財產。賊是傷害人的身體。盜賊須網捕，所以有網捕兩篇。其餘的則並為雜律。古人著書，常將重要的事項，獨立為篇，其餘則並為一篇。總稱為雜。一部自古相傳的醫書，號為出於張仲景的，分為傷寒、雜病兩大部分（雜病或作卒病，乃誤字），即其一證。網、捕、盜、賊，分為四篇，其餘事項，共為一篇，可見《法經》視盜賊獨重，視其餘諸事項都輕，斷不足以應付進步的社會。漢高祖入關，卻更做了一件違反進化趨勢的事。他說：“吾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因為約法三章四字，給人家用慣了，很有些人誤會：這是漢高祖與人民立約三條。其實據陳群《魏律序》，李悝《法經》的體例，是“集類為篇，結事為章”的。每一篇之中，包含著許多章。“吾與父老約：法，三章耳”，當以約字斷句，法字再一讀。就是說六篇之法，隻取三章，其餘五篇多，都把他廢掉了。秦時的民不聊生，實由於政治太不安靜。專就法律立論，則由於當時的獄吏，自成一種風氣，用法務取嚴酷。和法律條文的多少，實在沒有關係。但此理是無從和群眾說起的。約法三章，餘悉除去，在群眾聽起來，自然是歡欣鼓舞的了。這事不過是一時收買人心之術，無足深論。其事自亦不能持久。所以《漢書·刑法誌》說：天下既定，“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蕭何就把六篇之法恢複，且增益三篇；叔孫通又益以律所不及的旁章18篇，共有27篇了。當時的趨勢，是（一）法律內容要擴充，（二）既擴充了，自應依條理係統，加以編纂，使其不至雜亂。第一步，漢初已這麼做了。武帝時，政治上事務繁多，自然需要更多的法律。於是張湯、趙禹，又加增益，律共增至60篇。又當時的命令，用甲、乙、丙、丁編次，通稱謂之“令甲”，共有300餘篇。再加以斷事的成案，即當時所謂比，共有906卷。分量已經太多了，而編纂又極錯亂。“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引用既難，學者乃為之章句（章句二字，初指一種符號，後遂用以稱注釋，詳見予所撰《章句論》。商務印書館本），共有10餘家。於是斷罪所當由用者，合26 272條7 732 200餘言。任何人不能遍覽，奸吏因得上下其手，“所欲活者傅生議，所欲陷者予死比”。所以條理係統地編纂一部法典，實在是當時最緊要的事。漢宣帝時，鄭昌即創其議。然終漢世，未能有成。魏篡漢後，才命陳群等從事於此。製成新律18篇，未及頒行而亡。晉代魏後，又命賈充等複加訂定。共為20篇。於泰始四年，大赦天下頒行之，是為《晉律》。泰始四年，為民國紀元前1644年。
《晉律》大概是將漢朝的律、令、比等，刪除複重，加以去取，依條理係統編纂而成的。這不過是一個整理之業，但還有一件事可注意的，則儒家的宗旨，在此時，必有許多攙入法律之中，而成為條文。漢人每有援經義以折獄的。現代的人，都以為奇談。其實這不過是廣泛的應用習慣。廣義的習慣法，原可包括學說的。當時儒學盛行，儒家的學說，自然要被應用到法律上去了。《漢書》注引應劭說：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折獄》232事。漢文帝除肉刑詔，所引用的就是《書》說（見下）。漢武帝亦使呂步舒（董仲舒弟子）治淮南獄。可見漢時的律、令、比中，攙入儒家學說處決不少。此等儒家學說，一定較法家為寬仁的。因為法家偏重伸張國家的權力，儒家則注重保存社會良好的習慣。章炳麟《太炎文錄》裡，有《五朝法律索隱》一篇，說《晉律》是極為文明的，被北魏以後，參用鮮卑法，反而改得野蠻了。如《晉律》，父母殺子同凡論，而北魏以後，都得減輕。又如走馬城市殺人者，不得以過失論（依此，則現在馬車、摩托卡，在市上殺人的，都當以故殺論。因為城市中行人眾多，是行車者所預知的，而不特別小心，豈得謂之過失？難者將說：“如此，在城市中將不能行車了。文明愈進步，事機愈緊急，時間愈寶貴，處處顧及步行的人，將何以趨事赴功呢？”殊不知事機緊急，隻是一個借口。果有間不容發的事，如軍事上的運輸，外交上的使命，以及弭亂、救火、急救疾病等事，自可別立為法。然在今日，撞傷路人之事，由於此等原因者，共有幾分之幾呢？曾記在民國十至十二年之間，上海某外人，曾因嫌人力車夫走得慢，下車後不給車資，直向前行。車夫向其追討，又被打傷。經領事判以監禁之罪。後其人延律師辯護，乃改為罰鍰了事。問其起釁之由，則不過急欲赴某處宴會而已。從來鮮車怒馬疾馳的人，真有緊急事情的，不知有百分之一否？真正緊要的事情，怕還是徒行或負重的人做的）；部民殺長吏者同凡論；常人有罪不得贖等；都遠勝於別一朝的法律。父殺其子當誅，明見於《白虎通義》，我們可以推想：父母殺子同凡論，淵源或出於儒家。又如法家，是最主張摧抑豪強的。城市走馬殺人同凡論，或者是法家所製定。然則法律的改良，所得於各家的學說者當不少。學者雖然亦不免有階級意識，究竟是為民請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