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正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缺點過程中，他於1960年～1962年率領工作組先後到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河南等地進行調查研究，並三次派工作組調查安徽“責任田”的情況。尋找和總結加強生產責任製的經營管理體製，根據所了解的情況，他肯定了生產責任製這種形式，提出了一係列有關提高農業生產力的建議。1962年5月9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說，河南搞“借地”的辦法好。不僅在河南可以推廣，凡是有災的地方，凡是比較窮的地方，凡是集體經濟沒有搞好的地方，都可以推廣，可以適當擴大小自由，包括自留地、飼料地、借地、借冬閒田等等，不要超過總耕地麵積的20%。他還說，政權是我們的，乾部是我們的，國家主要的經濟是我們的，主要的生產關係還是集體所有製，不要怕變資本主義。他列舉了廣西龍勝縣的例子，這個地區10萬人口，土地不多，現在單乾的有60%，原因是山區分散，他認為這是社會主義的單乾。同年7月11日，鄧子恢在高級黨校所作的關於農業問題的報告中指出，要調動社員的積極性，必須要有嚴格的責任製，要分工合作。在回答如何調動社員的積極性時，他說，要貫徹按勞分配，要規定合理明確的勞動定額，評工記分加上政治工作，要有嚴格的生產責任製，首先要包工，有的包到組，有的包到戶，有的包一年，有的包幾年。總之，要按照作物的特點來規定包的辦法和管理辦法。
雖然責任田收到了明顯的實際成效，但圍繞責任田的爭論並沒有中斷。從責任田的興起到1962年夏，毛澤東對此沒有表示明確的反對。1962年6月6—7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第二書記王任重，在廣西龍勝縣召開座談會，研究討論如何鞏固集體經濟問題。毛澤東批閱了座談會的記錄。記錄認為，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根本原則是自願和示範這兩條。目前工作的重點是，努力辦好一批生產隊，做好示範工作，而不是采取行政命令的辦法硬性地去“糾”或“扭”那些單乾的戶。鞏固生產隊集體經濟，有一係列的工作必須逐步做好。如果不建立嚴格的生產責任製，集體生產是不可能搞好的。7月22日，毛澤東在批示中說，這個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之後所提出的意見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是否還有可議之處，請各同誌研究。
但是事情還是起了變化。1961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關於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中已明確指出：目前在個別地方出現的包產到戶和一些變相單乾的做法，都是不符合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原則的，因而也是不正確的。在這類地方，應當通過改進工作，辦好集體經濟，並且進行細致的說服教育，要逐步地引導農民把這些做法改變過來。毛澤東對責任田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同年12月，毛澤東在無錫聽取曾希聖的工作彙報時，就講了有了生產隊（指相當於初級社規模）為基本核算單位，就不要搞責任田了。曾希聖請示讓群眾再搞一段時間，對此，毛澤東沒有明確表態。在1962年1月的中共中央的擴大的工作會議（即7千人大會）上，曾希聖就因為從困難時期以來支持農民搞“責任田”而受到批評，後被調離安徽。同年3月，安徽省委召開三級乾部會議，專門討論責任田問題，省委常委會通過了《關於改“責任田”辦法的決議》，《決議》指出，責任田辦法在方向上是錯誤的，必須堅決改正過來。
1962年8月6日至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其中討論了農業方麵的問題，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提出階級還存在，有階級就有階級鬥爭，就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這種鬥爭貫串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時期。他把一些農村的“包產到戶”做法和鄧子恢、陳雲對這種做法的支持批評為“單乾風”，提出右傾機會主義就是修正主義，黨內有人搞修正主義。同年9月24一27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的講話，再一次批判了所謂“單乾風”。八屆十中全會之後，“包產到戶”、責任田被作為小生產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加以批判。1962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作出《關於撤銷中央農村工作部，任命國務院農村辦公室主任、副主任的決定》，《決定》規定，原農村工作部合並於國務院農村辦公室，免除鄧子恢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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