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尚未擁有關於這場戰爭的起因的權威定論性研究，我覺得這一點有些奇怪；不過我們還是努力要把它概括成一種具有曆史特定性的戰爭形式，確定為左右我們時代的核心，這樣的嘗試倒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除了官方編撰的關於這場戰爭的史錄，最詳儘的研究或許要算是薩繆爾·斯托弗指導下對美軍做的為期七年的研究。在我看來，這些研究證明，社會研究是有可能不關注社會科學的相關問題而具備行政管理上的用途的。當然，如果你希望理解美軍士兵的有些戰時表現，特別是要追問，怎麼可能打了那麼多勝仗的人卻如此“士氣低落”，那麼對於這樣的研究結果必定會感到失望。但要嘗試解答這樣的追問，會遠遠超出已獲認可的那種風格的格局，而進入不足為據的“臆測”領域。
阿爾弗雷德·瓦格特（Alfred Vagt）的一卷本的《軍國主義史》（History of Militarism），以及S. L. A. 馬歇爾（S. L. A. Marshall）在其《浴血男兒》（Men Under Fire）中為貼近戰場男兒所使用的令人讚歎的報道技術，要比斯托弗的四大卷著作有更大的實質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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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新風格進行的分層研究迄今尚未提出任何新的概念。事實上，其他研究風格中可資利用的核心觀念還沒得到“轉譯”，“社會經濟地位”方麵那些相當籠統的“指標”通常也就夠用了。“階級意識”和“虛假意識”，與階級相對的地位的觀念，以及在統計上頗具挑戰性的韋伯的“社會階層”（social class）概念，這些相當棘手的問題在這種風格的研究者手下都沒有什麼進展。不僅如此，選擇比較小型的城市作為研究的“抽樣區”的做法仍然強有力地存在，許多方麵極其糟糕，罔顧顯而易見的事實：你不能把這類研究聚合加總，然後得出有關國家範圍內階級、地位和權力的結構的充分認識。
伯納德·貝雷爾森（Bernard Berelson）在探討輿論研究領域的變化時，給出了一段特別的陳述，我覺得適用於抽象經驗主義路線的絕大多數研究：
綜上所述，（25年前與今日相比的）這些差異呈現出輿論研究領域的一場革命性變遷：這塊領域已經變得技術化、定量化、非理論化、條塊化、特殊化、專門化、製度化、“現代化”和“群體化”，簡言之，作為一種別具特色的行為科學，這塊領域已經美國化了。25年前乃至更早前，作為對社會的性質和功能運行的總體關注的一部分，傑出的論家們以淵博的學識研究輿論，不是“就事論事”，而是置身於寬廣的曆史、理論和哲學角度，並撰寫著述。而今天，技術專家團隊針對特定主題實施研究方案並報告結果。20年前，輿論研究屬於學術。而今天，它屬於科學。
上文簡短地勾勒了抽象經驗主義風格的研究的特征。我並不隻是說，“這些人沒有研究我所感興趣的那些實質問題”，或是“他們沒有研究絕大多數社會科學家認為重要的問題”；我說的是：他們研究了抽象經驗主義的問題，但對於那些問題和回答的陳述都隻是囿於任意武斷的認識論中那些奇怪地自行強加的限製。我覺得自己並沒有用詞不慎：他們滿腦子想的都是方法論上的約束。凡此種種，意味著就結果而言，這些研究中堆砌著細節，卻對形式關注不夠。事實上，除了排字工和裝訂工提供的形式，往往也就別無其他形式了。而細節無論多麼眾多，也不會說服我們相信任何值得相信的東西。
霍勒裡思（Herman Hollerith，1860—1929）是美國發明家，在人口普查實踐中感受到製表自動化的需求，並發明了記錄統計資料的裝置，即在卡片上用穿孔位置進行數字編碼，並用電學方法判讀和分檢穿孔卡片。他成立的製表格機公司後來通過合並發展成了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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