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句就可以唱幾分鐘。此種劇本，因此，就往往很短；要想把它們用入秦腔，便嫌過於短促；秦腔中每每很快的一氣就數下好幾十句去。所以，此後要作舊戲，無論是利用哪一種劇形，必須作得長一些，以便各地方的改用，長了有法子改短，短了可不易加長。
行頭問題是頗有趣味的。易俗社的新戲中的人物，即使是演目前的事實，都穿行頭。煙俊六，我記得，是綠臉，插雞翎的。雖然我自己也曾主張這樣辦過，可是頭一次看這樣臉的煙俊六，我也不免有點不得勁兒。但是，及至去看第二次，我又不覺得怎麼難過了；大概這與看得慣不慣有點關係吧？易俗社終年在唱這路戲，若是沒有很大的號召能力，恐怕演員們早已餓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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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穿行頭的問題與其說是在合乎情理與否，還不如說是在大家看得懂看不懂。鄉間的老百姓知道煙俊六不知道，我不能回答；我的確知道他們不曉得許多我們自己的名將。那麼出來一群紅臉，白臉，而使大家莫名其妙，就太不上算了。因為，有人主張，抗戰舊戲劇須用古代的故事，既便於穿行頭，又易於認識。可是，古事是否全然與今事相合，又是個問題。勉強使梁紅玉說一套抗戰的口號總多少有點別扭；古代的人與事很難，恰好反映出我們今日所能解決的一切，它至多也不過能給些一般的教訓而已。教訓是籠統的，一定不能解決問題，而我們今日恰恰需要能明白指出怎樣抗敵怎樣堅強自己的辦法來的戲劇。
為了明白指示出辦法，就非演目前實事不可。於是，就有些地方演舊戲而不穿行頭。事是目前的事，打扮是時代服裝，可是打鑼，拉琴，歌唱，又都與舊規矩一樣。這樣辦，在一方麵老百姓會批評：“戲不錯，可惜沒有行頭！”而且連演員們也感覺到，沒有行頭的確損失不少動作身段之美。在另一方麵，可是，不要衣箱可以減少經濟上的困難；不穿行頭，又可以減少鬆裝的麻煩；實在是合算的辦法。同時，既穿時裝，便可充分的具體的表演目前的事實與問題，使觀眾得到親切之感！——他們不象看《長板坡》那樣隻為古人擔憂，而且為了自己的安全與國家的興亡而受感動，而去深思默慮。
這樣，穿便衣，表演時事；確是個好辦法。它把舞台與觀眾之間的距離縮短了許多。用行頭的時事劇未必不叫座，用行頭的古事劇未必沒效果，可是無論怎樣說，總都顯著觀眾與舞台距離太遠。去了行頭，這點障礙，再加上所演的事實就是本鄉本土的，腔是熟腔，話是土語，台上的人也就仿佛是台下人的親戚朋友。當然成功。要穿行頭，就得一切都有規矩。穿著肥大的袍子而不會走台步，是多麼難堪的事。利用舊形式便很容易被舊形式拘束住。是的，舊形式中有許多優美之處理當保存；不過，你一愛它，就舍不得割棄任何一點，而戲劇的改造也便因而停頓。假若先打倒了行頭（或先打倒任何一樣東西；在我的私心上，我是愛行頭的）以便自由表演時事，則許多的新東西都可以漸次加入——比如說，於舊歌腔而外加入抗戰新歌，於舊舞姿而外加上新的跳舞等等。這樣增加新的成分，還或者不至於象古裝的王寶釧手提帶有小電燈的桑籃那麼刺目。一旦得到新的血液，舊劇便可以走上改造的途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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