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聊天,毛澤東也常常是“思接千載,視通萬裡”,即使在一些重要的中央會議上,他也往往作古今中外的漫談。
1958年1月,毛澤東專門寫了一篇《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其中說道:“成天忙於事務,那會成為迷失方向的經濟家和技術家,很危險。”這年3月26日,在成都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還對務虛的問題做了專門闡述,說:“過去也不是一點虛沒有務,也談了一些,可以有那麼一點時間不談具體問題,專談一般的思想性質和理論性質的問題。”“先實後虛或先虛後實都可以,可以專門開一次實的會,也可以專門開一次虛的會。也可以同時並舉。不過現在就希望多一點虛更好,因為過去太實了。我看我們這些人,比較太實了一點。要逐步引導我們各級黨委的同誌關心思想、政治、理論這樣一些問題。”“中央一級、省一級包括地一級的第一書記恐怕解放一點,還要加一點,及其他同誌。中央隻解放我一個人,恐怕是不夠,恐怕還要有幾個同誌,把他們從繁重的工作中解放一部分,這樣有可能做些研究工作,注意比較大的問題。如何解放法,大家去研究,總而言之,是少管一點事情,少管一點就能夠多管一點。”
“少管一點就能夠多管一點”,這句話,深刻道出了務虛與務實的辯證關係。曾經在中央工作多年的李德生,在回憶錄裡記述的毛澤東第一次同他談話的情景以及他的體會,可作為務虛之用的一個生動範例。李德生說:“我等著他對我到中央工作後提出具體要求。然而,毛主席思路縱橫馳騁,完全不像我想象的常規的工作方法。他談起了黨的歷史,又問我平常愛讀什麼書。我看到毛主席房間裡那麼多書,頓感慚愧……談到學歷史,他又提出,《天演論》和《通鑒紀事本末》也要看。”“過去我聽傳達說,毛主席集中講一個問題時,愛引用‘不唱天,不唱地,隻唱一本香山記’。毛主席對我是不談工作任務,不談工作要求,隻談一個學習問題。我感到對我這個從軍長崗位上剛到中央工作的人來說,真是特別重要。”“我領悟到,在中央工作不能隻想到如何工作,如何克服困難,而應該努力學習,這樣才能使自己視野廣闊,思路清晰,不緻為狹隘的經驗主義、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所束縛。後來我從實踐中體會到這恰恰是在中央工作最重要的條件。”“我體會到,把學到的知識,融會貫通,去指導實踐,運用之妙,是門藝術,是領導幹部必須努力把握好的一門藝術。”作為“馬上打天下”的君主,李世民武略之高自不待言。毛澤東對李世民的軍事指揮藝術和在軍事理論上的建樹,也推許有加。他在馮夢龍的《智囊》裡讀到李世民“每觀敵陣,則知其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諸語時,旁批道:
所謂以弱當強,就是以少數兵力佯攻敵諸路大軍。所謂以強當弱,就是集中絕對優勢兵力,以五六倍於敵一路之兵力,四麵包圍,聚而殲之。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則朱元璋耳。
毛澤東認為,李世民的最大失誤是在“接班人”的確立問題上。
毛澤東在讀《新唐書》卷八十《李恪傳》時,批註道:
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聽長孫無忌之言,可謂聰明一世,懵懂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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