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苗錢者不但要負擔重息，經過官吏層層盤剝，甚至本錢也倒貼了進去。“雖兼並之家乘饑饉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重。”
其四，官府的逼債手段比民間放高利貸者更加嚴酷。
官府掌握專政的機器，農民還不了本和息，官吏們則“鞭笞必用”，農民難以忍受。“青苗法”實行“二十年，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賣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
最後，“青苗法”在朝野一片反對和攻擊聲中被迫廢止，王安石也被罷相，鬱鬱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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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青苗法”的失敗原因成了歷代學者研究的課題。人們從不同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但公認的一條原因，就是當時司馬光所說“皆吏不得人，故為民害”，也就是說在推行新政改革的同時，忽視了吏治的改革和整頓。
王安石變法的最終失敗，主要原因當然是守舊勢力的阻撓和破壞。但王安石不能知人善任，緻使一些趨炎附勢、投機鑽菅之徒，借擁護新政之名，鑽進了變法的領導班子，也實在是他失敗的一個重要緣由。
誠然，在理論上，王安石在用人問題上曾有過一些精闢論述，寫過《材論》，提出過“教之、養之、取之、任之”的育人用人辦法，發出過“人才難得亦難知”的慨嘆，其實在實際中他並不真正懂用人之道。在《讀孟嘗君傳》中，他強調隻需“一士”就能辦大事，而鄙棄眾人智力，斥之為“雞鳴狗盜之力”。而且，推行新法過程中他所依靠的“士”，又沒有認真識別，便輕率加以任用，全然忘了“難知”二字。
譬如呂惠卿，就因多方“迎合安石”，兩人一起“論經義，多合”，王安石就十分賞識，說什麼前代的儒者沒有能比得上他的，同時竭力“援引”，使他“驟至執政”，成為第一號依靠力量。後來，王、呂之間一度產生矛盾，呂惠卿便施奸計，故意對人說：“惠卿讀儒書，隻知仲尼之可尊；讀外典，隻知佛之可貴；今之世，隻知介甫之可師。”把孔子、佛陀、王安石三者並列，極盡吹捧之能事。這種拍馬的話傳到王安石耳中，王安石居然輕信，嫌隙便立即解除了。還有像鄧綰之類“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的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人物，也得到了王安石的重用。
由於王安石用人的弱點，緻使一些掛羊頭賣狗肉的人有空子可鑽。正如顧炎武所說：“幹進（鑽營求官）之流，乘機抵隙。”這當然使改革領導班子嚴重不純。
當王安石一度失利離開相位時，滿口“隻知介甫之可師”的呂惠卿非但不救助，反而落井下石，“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此時那一幫風派人物立刻見風使舵，“傾安石以媚惠卿，遂更朋附之”。有的否定新法，有的借其他案件來株連誣害王安石。其後，王安石雖再度為相，但大勢已去，成不了氣候。剩下唯一可以參與機謀的心腹僅是自己的兒子王雱，不幸兒子又過早夭亡。他最後隻好喟然長嘆：“義不足以勝奸，而人人與之為敵。”
這就是11世紀一個大政治家的悲劇！照理說，“義”是可以勝奸的，在王安石那裡為何又不能了呢？關鍵在於，改革變法的事業雖然是正義的，卻沒有識別和任用一批主持正義的人，而讓那些投機分子鑽到心臟裡來了。
王安石變法是中國歷史上規模較大的一次改革，但由於王安石在改革經濟的同時，不願也不敢觸動封建的上層建築，所以遭到失敗。它的失敗說明，改革必須將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麵配套進行，才能取得最後的成功。
毛澤東總結王安石變法失敗的教訓是“不周知社會”。“不周知社會”內涵很多，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吏不得人”的問題。因此，毛澤東贊成“治國就是治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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