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被革命導師列寧稱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的王安石，毛澤東從學生時代起就開始研究，並有獨到的見解。
1915年9月6日，就讀於湖南一師的毛澤東緻信蕭子升說：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於古，注《周禮》，作《字說》，其文章亦傲睨漢唐，如此可謂有專門之學者矣。而卒以敗者，無通識，並不周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也”。
早年毛澤東研究王安石變法的經驗教訓，對他日後改造中國、從事革命和建設不無影響。
著名的王安石變法，在歷史上又稱為“熙寧新政”，被詳細記載在《二十四史》之一的《宋史》中。
《宋史》撰修於元朝末年，全書有本紀47卷，誌162卷，表32卷，列傳255卷，共計496卷，約500萬字，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龐大的一部官修史書。
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詔修宋史，因體例未定而未能成書。元朝末年，丞相脫脫主張分別撰修宋、遼、金三史，各自獨立，這一意見得到元順帝的同意。於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開局，三史同時修撰。經過兩年半時間，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宋史》匆匆成書。
《宋史》是在原宋朝《國史》的基礎上刪削而成的。《宋史》的特點是史料豐富，敘事詳盡。兩宋時期，經濟繁榮，文化學術活躍，雕版印刷盛行，編寫的史書，便於刊布流傳。科舉製的發展，形成龐大的文官群，他們的俸祿優厚，有很好的著述條件。加之統治者重視修撰本朝史，更促成宋代史學的發達。修撰本朝史的工作，在北宋前期由崇文院承擔；王安石變法改革官製後，主要由秘書省負責。宋代官修的當代史有記載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記載宰相、執政議事及與皇帝問對的時政記；有根據起居注、時政記等按月日編的日曆；有詳細記載典章製度的會要；還有編年體的“實錄”和紀傳體的“國史”。元末修撰的這部《宋史》，是元人利用宋朝舊有的《國史》編撰而成，基本上保存了宋朝《國史》的原貌。
但是由於《宋史》修撰者匆匆急就，在史料的裁剪、史實的考訂、文字的修飾、全書體例等方麵存在不少缺點，如一人兩傳，無傳而說有傳，一事數見，有目無文，紀與傳、傳與傳、表與傳、傳文與傳論之間互相抵牾等，這使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蕪雜亂之稱。
儘管《宋史》存在不少缺點，但是它卷帙浩繁，僅《列傳》就有2000多人，比《舊唐書》列傳多出一倍。敘事詳盡，就史料的學術價值而言詳勝於略。同時《宋史》的主要材料是宋代的國史、實錄、日曆等書，這些史籍現在幾乎全部逸失了，而《宋史》是保存宋代官方和私家史料最有係統的一部書。
毛澤東對《宋史》的一些重要篇章，都做了圈閱和評點。
王安石是北宋政治家、思想家，也是著名文學家。宋神宗任用王安石為宰相，推行變法。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抑製豪強，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發展農業和商業，緩和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王安石變法自始至終都受到了大地主階級和頑固守舊勢力的堅決反對。反對派實力強大，其代表人物是大名鼎鼎的司馬光。司馬光任宰相後幾乎廢除了王安石變法的所有法案。
青年毛澤東目光如炬，高度評價王安石的過人才華和改革誌向，指出其變法失敗的原因在於“無通識，並不周知社會”，可謂精深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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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宋史》記載：王安石的新政，包含了多項變革，他自己最為得意的創新，也是最為當時人所詬病的是“青苗法”。
宋朝立國百年後，積貧積弱的形勢日趨嚴重。宋神宗趙頊即位後，麵臨內憂外患，立誌富國強兵，有所作為。當時，廣大農民十分貧困，導緻他們紛紛破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高利貸的猖獗和地主豪強的土地兼並。每年青黃不接之時，農民為了維持生活和生產，常向地主豪紳乞借高利貸。於是，“兼並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為了改變這種情勢，神宗於熙寧二年（1069年），採納王安石的建議，出台了“青苗法”。
所謂“青苗法”，實際上就是由國家代替富戶來發放的一種用地裡的青苗做抵押的貸款，即在每年青黃不接時，由官府向農民貸款，秋後再連本帶息一併歸還。所定的利息為二分，自然較豪強富戶的利息低。此舉既可免除農民受高利貸盤剝，又能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利國利民。
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濟貧困、抑兼並、促生產，其宗旨不可謂不善。然而新法一經全麵推行卻完全走了樣，不但無“惠民”之效，反而變成了害民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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