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誰生的，孩子都是孩子；對孩子來說，不管怎樣的母親，都是不可替代的唯一的母親。無論在婚姻之中還是在婚姻之外，在父權製下飽嘗艱辛的母親，本應是孩子同情的對象。
可是，作為兒子，由於自己屬於與父親同樣的性別，故不能從對母親的加害意識中逃脫出來。“威壓的父親”的兒子，當然如此；倘若父親是“逃跑的父親”，那作為“父親的兒子”，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大多數男人，即使能“弑父”，“弑母”卻很難，堪稱人生最大的難題。這種困難，是有相應的理由的。
弗洛伊德記述了“兒子如何成為父親、女兒如何成為母親”的成長故事。在父權製度之下，這個問題可以換寫為：“兒子如何成為厭女症的父親、女兒如何成為厭女症的母親？”
圍繞這個問題，將近代家庭中父親與母親、兒子與女兒的關係展示剖析得最為精彩的，是已故文藝評論家江藤淳。關於江藤淳，我在別處已有過論述（上野，1994），但要談“日本的厭女症”，還是不能繞過他。
《成熟與喪失：“母親”的崩潰》（江藤，1967，1988）是論述戰後日本社會文化的裡程碑式著作，在此書後記中，江藤這樣談到他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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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文學中表現出來的日本的“近代”問題作為“父”與“子”的問題來把握，這個想法在我心中已經醞釀很久了。（略）而將這個問題作為“母”與“子”的問題來把握的視點，則是到一九六四年夏天才確立起來的，那是在我從美國回到闊別兩年的日本之後。（江藤，1967，1988：251）
江藤此處所說的“子”，隻指“兒子”。我將江藤視野中遺漏的“女兒”加進去，從“沒出息的父親”“不滿的母親”“不成器的兒子”“不開心的女兒”之間的關係來論述了日本版近代家庭的機製。重錄於此。
對兒子來說，父親成為母親以之為恥的“沒出息的父親”，母親則因除了伺候那個父親以外別無出路而成為“不滿的母親”。可是，兒子因預知自己的命運不過是早晚成為父親那樣的人而不能徹底厭惡父親，他通過與“沒出息的父親”同化而成為“不成器的兒子”。兒子又因為不能回應將“不滿的母親”從困境中解救出來的期待而在內心深深自責。同時，兒子還悄悄地意識到，保持“不成器的兒子”的狀態，卻又正好暗合了希望兒子不脫離自己支配圈的母親隱秘的期待。（略）女兒雖然沒有與“沒出息的父親”同化的必要，卻也沒有像兒子那樣被給予自力掙脫“沒出息”狀態的能力和機會。女兒因為明曉前麵的人生終歸不過隻是委身於一個無法自主的男人，度過如“不滿的母親”那樣的一生，所以成為“不開心的女兒”。與兒子不同的是，女兒對“不滿的母親”既沒有責任亦無須表示同情，於是她的“不開心”便更不留情。（上野，1994：199-200）
這裡的前提，是家庭中“父”與“母”的不對稱的性別關係。“母親”總是抱怨自己的不如意，不斷對孩子，尤其對兒子念叨“別像你父親那樣”，所以成為“不滿的母親”（亦可稱“抱怨的母親”）；而“父親”則是不講理地支配母親的“支配的父親”。在這種家庭中，產生了“母子關係密切”的扭曲的日本版“俄狄浦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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