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性騷擾的法規，出自被分類為勞動法規的《均等法》並非偶然，因為，性騷擾就是一種工傷。從前，性騷擾甚至被稱作“職場潤滑劑”。新聞行業工會的女性記者們，將性騷擾視為“工作的一環”一直接受下來。長期以來，性騷擾被視為女性勞動者為了履行職務而應當忍受的成本之一。從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的山形交通公司的性騷擾事件中，我們得知，旅遊車司機對女性導遊的強暴，曾被視為一份“職業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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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的定義，分為“環境型”和“報償型”兩種，不過，二者都是“濫用由職務地位獲得的權力”，通過“違背受害者意願的、與性有關的言行”，使受害者“繼續工作變得顯著困難”。職場裡的等級製度，賦予了上層者發令指揮的權力，但這隻能限於工作範圍之內，如果越權到私人領域，就是職務權力的濫用。我們已知的事實是，在職務上被賦權的人，有瞄準不能（或很難）說“不”的弱勢立場者，乘虛而入的傾向。職場中的弱勢立場者包括：部下、勞務派遣職員、臨時工、鐘點工等。加害者的行為絕不是由於無法控製欲望的衝動，而完全是在針對容易下手的對象行使手中的權力。
在性騷擾知事橫山諾克一案的審判期間，作家曾野綾子在《每日新聞》的專欄裡（曽野，1999）曾這樣批評受害者：“當時不說不，事後才舉控，很卑劣。”再也沒有比這種言論對性騷擾問題更無知的了。性騷擾，正是針對“不會說不”“不能說不”的對象下手的行為。在橫山的事件中，一方是握有絕對權力的知事，一方是臨時參加選舉活動的播音員，在這種關係之下，被關閉在選舉活動車的密室之中的女性，怎麼可能說“不”？
在對性騷擾下定義的條件中，有一項是“違背本人意願的、與性有關的言行”。此時，判斷是否“違背本人意願”，完全取決於受害者一方。性騷擾的加害方對此規定很不滿，他們說：“同樣的言行，明明有時對方還很高興呢。”可是，表麵看來是一樣的性接近，當然也會有“被歡迎的”和“不被歡迎的”，這很正常。什麼是“被歡迎的”？什麼是“不被歡迎的”？這隻能由當事人來下定義。這個法理，讓人想起日本可以誇耀於世的“公害基本法”。過去，在漫長的公害訴訟中，受害者一直被迫承擔對受害的因果關係的立證義務。但隨著判例的積累和反公害運動的發展，公害基本法得以成立，在這一點上實現了180度的大轉彎，由受害者承擔的對因果關係的立證義務，變成了由加害企業承擔的對因果關係的反證義務。如果再次使用“對場景的定義權”的概念，我們可以說，“對性騷擾的場景的定義權”，掌握在弱勢者的受害者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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