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史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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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見史鐵生是1985年春天，在王府井大街北口的華僑大廈，我的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的研討會上。那時候我們都還年輕。那時候為一部無名氣的年輕作者的中篇小說召開一次高級別的研討會還是一件很轟動的事情。我之所以說會議級別高，不僅因為會議是中國作協領導馮牧先生召集並主持的，還在於參會的人幾乎囊括了在京的所有著名的文藝批評家，以及幾位著名的作家。我記得馮牧先生做會議總結時還特意說：“今天這個會規格很高，連汪曾祺汪老與史鐵生同誌都來了。”汪曾祺先生出身西南聯大，是沈從文先生的高足，當時正因為《受戒》《大淖記事》那一批美學風格鮮明的小說備受關注，馮先生稱他為“汪老”，也就是正常的了。但馮牧先生把史鐵生的參會當作會議規格很高的一個證明，的確有點兒出乎我的意料。
鐵生是1951年出生的，當時三十四歲，他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剛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他糟糕的身體狀況和他的睿智深刻使我對他的尊重之外還有幾分敬畏。在他麵前，我很拘謹，生怕說出浮淺的話惹他嗤笑，生怕說出唐突的話讓他不高興，但相處久了，發現我這些擔心都是多餘的。一般情況下，當著身體有殘疾的人的麵說此類話題是不妥當的，但口無遮攔的餘華經常當著史鐵生的麵說出此類話題，而史鐵生隻是傻嗬嗬地笑著，全無絲毫的不悅。
我記得在關於《透明的紅蘿卜》的討論會上，史鐵生發言時情緒很激動，他似乎對一些脫離文學本質的所謂的文學批評很反感，說了一些比較尖銳的話，讓在座的一些批評家有點兒坐不安寧的樣子。他在發言結束時才補充了一句：“對了，這個《透明的紅蘿卜》是篇好小說。”儘管他沒解釋為什麼說《透明的紅蘿卜》是篇好小說，但我還是很高興，似乎知道他要說什麼，這甚至有點兒心有靈犀的意思。
之後的歲月裡，我們見麵的機會不少，但要說的事卻不多。如果要籠統地說一下，那就是，他總是那麼樂觀，總是那麼理性。他說話的時候少，聽話的時候多，但隻要他一開口，總是能吐出金句。他處在人生的最低處，但他的精神總能如雄鷹翱翔在雲端之上。
大概是1990年秋天，我與餘華等人在魯迅文學院學習時，遼寧文學院的朋友請我們去他們那兒給學員講課，講課是個借口，主要目的是大家湊在一起玩玩。餘華提議把史鐵生叫上，我們擔心他的身體，怕他拒絕，沒想到他竟愉快地答應了。那時候從北京到沈陽直快列車要跑一夜，我們幾個把史鐵生連同他的輪椅一起抬到列車上。鐵生戲說他是中國作家中被抬舉最多的一個。
到了沈陽，我們就住在文學院簡陋的宿舍裡，下棋、打撲克、侃大山。大家都集合在鐵生的房間裡，一起抽煙，熏得屋子裡像燒窯一樣。抽煙多了，口淡，想吃水果卻沒有。於是，餘華帶著我，或者我帶著餘華，去學校的菜地裡摘黃瓜。他們的菜園子侍弄得不錯，黃瓜長得很好。我們摘回了十幾條黃瓜，大家一頓狂吃，都誇好，甚至有人說從來沒吃過這麼好吃的黃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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