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識廣,對學生應該很有啟發吧?”
張伯鈞的身體幾不可察地僵了一下,眼神閃爍:“藤原教授……是,他很關心學生,常和我們交流。”
“哦?那他都關心些什麼呢?像我這樣辦基金的,也想多了解現在年輕人的真實想法呢。”蘇秀雲語氣隨意,彷彿隻是閑聊。
張伯鈞支吾了幾句,說藤原教授主要和大家探討學問,有時也聊聊時局,鼓勵學生“多角度看問題”。
蘇秀雲不再追問,轉而說:“我最近還想資助一些在文學、時評方麵有才華的貧困學生,你能不能幫我留意一下,學校裡有哪些同學在這兩方麵比較突出,特別是……嗯,比較有獨立思考精神,文章寫得犀利的?當然,要品學兼優,沒有不良記錄的。”
這個要求,幾乎就是在直接索要“黑名單”的雛形了。張伯鈞的臉色變了變,手指無意識地搓著衣角,半晌,才低聲說:“我……我留意一下。不過,林太太,有些同學的想法可能比較……激進,恐怕不適合。”
“激進不要緊,隻要有才氣,有正氣。”蘇秀雲微笑著,又遞過去一個稍厚的信封,“這是預支的酬勞和活動經費。你慢慢找,不著急。我相信你的眼光。”
張伯鈞握著那個沉甸甸的信封,手指微微發抖,最終,低著頭,小聲應了句“謝謝林太太”,轉身快步離開,背影有些倉皇。
蘇秀雲知道,她在逼迫他,也在引誘他。她在把他推向一個危險的抉擇:是繼續為藤原和日本人服務,還是……為自己留一條後路,或者,賺取更多的金錢。
她不確定張伯鈞會怎麼做。但她有耐心等待。
三天後的傍晚,蘇秀雲接到醫學院王姐打來的電話(王姐已出院回家休養),說有個學生留了個包裹在護士值班室,指名給“林夫人”。蘇秀雲立刻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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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用舊報紙包著,沒有署名。裡麵是幾本普通的課堂筆記,但在筆記中間,夾著兩張對摺的、用打字機敲打的名單。名單分為兩欄,一欄是“重點關注對象”,另一欄是“潛在發展對象”。每個名字後麵,都簡要標註了院係、籍貫、家庭背景、主要社會關係、政治傾向(如“左傾”、“反日情緒明顯”、“參與過抵製日貨活動”、“與激進學生團體有往來”等),甚至有些還標註了性格弱點(如“家境貧寒”、“虛榮”、“與家人關係不和”)。“重點關注對象”有七八個,其中兩個名字後麵還打了紅色的三角符號。“潛在發展對象”則有四五個,標註多為“對日本文化好奇”、“不滿現狀”、“有功利心”等。
名單的右下角,有一個用鋼筆手寫的、極其細小的日期,就是前幾天。沒有落款。
這就是藤原信義,或者說“櫻花計劃”在聖約翰大學內部搜集、整理的“黑名單”!上麵詳細羅列了抗日積極分子的信息,以及可能被拉攏、腐蝕的目標!
蘇秀雲拿著這兩張輕飄飄的紙,卻感覺重如千鈞。這上麵的每一個名字,都可能意味著一個年輕人的前途盡毀,甚至生命危險。而這份名單落入她手中,也意味著張伯鈞在巨大的心理壓力和利益誘惑下,最終選擇了背叛藤原,將這份緻命的證據交給了她。或許是出於恐懼,或許是出於良知未泯,又或許隻是覺得“林夫人”出價更高、更安全。
無論如何,名單到手了。這是“櫻花計劃”在學校內進行思想控製和人員甄別的鐵證,也揭示了他們針對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的惡毒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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