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現實的，不是活生生的……”儘管如此，施托爾茨這個形象對於整個作品的構思仍具有重要的意義。奧麗加最後離開奧勃洛莫夫而與施托爾茨結合，以及施托爾茨事業的成功，表明了俄國新興資產階級對貴族地主的勝利。總之，作品的總體構思、形象結構和人物安排都匠心獨具，故事引人入勝，人物有聲有色。小說雖然篇幅較大，卻沒有冗長感。
第四節
《懸崖》是岡察洛夫的第三部，也是最後一部長篇小說。這部小說的構思始於1849年。這一年作家回家探親，目睹了周圍的許多事情，從而萌發了寫《懸崖》的意圖。由於當時公務繁忙，小說《奧勃洛莫夫》又還沒有脫稿，因此隻好把寫作《懸崖》的計劃暫時擱置下來，一直到退休後，即1868和1869年才終於寫成。關於這部小說，作者說過：“這部小說就是我的一生，我把我的一部分、同我接近的人們、祖國、伏爾加河、故鄉，可以說，凡是使我感到親切和親近的生活，統統都寫進去了。”（《遲做總比不做好》）根據最初的構思，小說取名為《藝術家》，因為它的中心主人公賴斯基是一位頗富藝術天賦的貴族青年，他醉心於繪畫、寫詩和雕刻，有著旺盛的藝術想象力和豐富多樣的內心世界；他聰明、善良，也不乏高尚的思想，例如他讚成農奴解放，宣傳人道主義，禮讚勞動等，但這一切不過是口頭宣言而已，實際上他對社會改革和進步事業沒做過一件實際的事情。他生活浪漫，成天玩愛情遊戲，接連地追求三個表妹。他身上保留著許多“奧勃洛莫夫性格”的特點，例如懶散、意誌薄弱、耽於幻想、誇誇其談等；他沒有腳踏實地、辛勤勞動的毅力，對什麼事情都是三心二意，淺嘗輒止，最後一事無成。作者對賴斯基的詮釋是：“賴斯基是下一個時代，亦即過渡時代的英雄，是覺醒了的奧勃洛莫夫，強烈的新的光芒照進了他的眼睛，但是他還在伸懶腰，東張西望，還要回過頭去看看他的奧勃洛莫夫的搖籃。”（《遲做總比不做好》）就是說，賴斯基乃是奧勃洛莫夫的後裔，隻不過是他們所處的時代有所不同罷了，奧勃洛莫夫是農奴製改革前的地主，賴斯基是農奴製改革後的地主。時代的氣息在賴斯基身上雖有所反映，但他們的本質沒有什麼區別。作者最初是要把賴斯基寫成一個具有某些自由主義思想的貴族青年，帶有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多餘人”的特點，但由於創作時間耽擱得太久，作品的構思發生了變化，這個人物的獨立地位受到削弱，所以賴斯基的形象是不連貫、不完整的。作者在這個形象上顯然抨擊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無能。
在小說的後半部，描寫的重點已由賴斯基轉到了沃洛霍夫和韋拉及他們的戀愛故事上了。馬克·沃洛霍夫在小說裡是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代表者，他聰明、直爽，信仰唯物主義。他在外省積極宣傳唯物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與保守主義進行堅決的鬥爭，被沙皇看作是危險人物，曾兩次被流放。他的熱情、正直和博學，贏得了正在尋找革新思想的少女韋拉的尊敬和崇拜。韋拉愛上了沃洛霍夫，兩人常在“懸崖”下幽會。但是唯物主義的革新者沃洛霍夫又是一個否定一切道德準則的“虛無主義者”，無恥之徒。他隨意摘別人的蘋果，借錢不還，說這是對私有財產的否定；他標新立異，乾脆拿窗戶代替房門；他宣傳不負責任的戀愛觀，等等。韋拉終於離開了他。謝德林則在《街頭哲學》一文中批評作者說，把這些言行同革命思想“聯係起來”，“是一種極不道德的傾向”，是在對探索者和革新者“投擲石子”。
《懸崖》中還有一個作者著意刻畫的人物——圖申。他是彼得·阿杜耶夫、施托爾茨一類的人物形象，作者把他寫成一個有文化、有教養、精明能乾的實業家，用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管理生產的資本家，地主兼企業家，並稱他是“行動著的人”。顯然作者把俄羅斯的未來寄托在圖申的身上。
岡察洛夫除上述三部長篇小說外，兩卷集遊記《戰艦巴拉達號》也是重要作品。遊記對世界各國，特別是亞非各地的人情風土、自然風光，作了翔實、生動的真實描寫，筆調清新，情趣盎然。作品在觀點上也許有一定的曆史局限性，但它對了解世界人民生活的多彩性、豐富讀者的自然地理知識，都有積極的意義。此外他的一些文學論文和回憶錄，如《遲做總比不做好》《萬般苦惱》等，也有不少精辟的見地，值得後人借鑒。
岡察洛夫：《遲做總比不做好》。譯文見《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第一輯第148頁，196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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