攤丁入畝
清雍正元年（1723）九月，直隸巡撫李維鈞的建議得到了朝廷的批準，決定從第二年起在全國實行攤丁入畝政策。攤丁入畝，又稱“地丁合一”“丁隨地起”，是雍正朝開始向全國推行的一種賦役製度，目的在於改變丁稅的徵收方法，即將丁銀攤入地畝一起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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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明朝時期，有的官員十分清楚徭役製的弊病，在自己控製地區進行改革。明末，陝西戶縣實行並丁於糧的措施，即把丁銀歸入田糧徵收，不再按人丁完納。明崇禎八年（1635年），漢中府城固縣也實現“丁隨糧行”新法，清順治十三年（1656年），南鄭縣也推行此種措施。
康熙年間，農民以運動的方式反對以丁派役。浙江寧波府農民提出“隨地派丁”的主張，富戶紛紛反對，爭執不休。杭州府人王之臣報告生產的東西少，丁役較多，負擔不起。錢塘、仁和兩縣，把有產業的稱為“鄉丁”，無產業的稱為“市丁”，或曰“門麵光丁”，外來流民稱“赤腳光丁”，各自承擔丁役，光丁無產應役，承受不起，要求“從田起丁，人不納丁”。布政使趙申喬不答應，貧民的願望落空，鬥爭仍在繼續。
這種情況下，一些官僚較為深刻地認識到丁役問題的嚴重性，主張改變役法。曾王孫主張丁隨糧行，這樣可以除掉3個弊端，收到3個好處。他說實行丁差，應該不停地編審，即使如此，也得不到人丁的實情，老人為丁，強壯為黃小的弊病不斷出現；人丁本應人死除名，但官吏舞弊，使人多之家不任丁役，貧苦人無丁而有丁徭；窮人負擔不起，有的逃亡，有的拖欠，官府什麼好處都得不到，還害得裡甲賠累，官員被懲責。他認為實行丁隨糧辦有3個好處：買田的人增加田賦隨著增添丁役，則賣田的糧去丁也去，沒有包賠的痛苦；以糧派丁，官吏不能放去富戶，隻差遣貧戶，使吏治澄清；無稅糧的人口不再受丁銀的拖累而四處逃竄，可以免去擔心在鄉從業。學官盛楓明確提出丁課均入田稅的意見，他說：把一縣的丁銀平均分攤到全縣田畝中，每一畝增加的有限，不是大毛病，而貧民則免除供輸，會使國課有保障，官員考成無問題，這是“窮變通久之道”。對丁隨糧辦持反對意見的官僚也十分多。邱家穗講出兩條理由：一是丁併於糧，將使遊手之人無所管羈，二是窮人富人都是人，都應有役，並丁入糧，使貧者躲過，讓富人代賠他們的丁銀，也是不公平。他為富人著想，堅持丁、糧分擔。
康熙實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以後，丁役的問題更突出了。康熙宣布按照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數為標準徵收丁銀，以後不管增添多少人丁，也隻收那些丁銀，不再加稅。這項舉措是我國賦役史上的重大改變，它固定了人口稅，對於後世日益增加的人丁講，減少了丁銀負擔量，有利於勞動力的增殖。可是當初的丁、糧分別徵發，丁役不均的不良現象並沒改變，而且出現徵收方法的新問題。人口總在不斷變化，有的戶有死亡，有的戶有增添，這項政策實行後，在具體的民戶中如何開除舊的丁銀額、增添新的丁銀額就複雜得多了。死亡和新增人丁數目絕不會相等，往往新增的多，這就不能用某一個新丁替代已死人丁的差徭。不僅僅如此，隨著人丁的增加，也要減少原有人丁的負擔，這就要求必須重新計算個人的丁銀數量，還需要隨著人丁的變化不斷地計算，而這也很難。所以隨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策的實行，應該尋求落實人丁丁銀的具體辦法。禦史董之燧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已注意到這個問題，從而建議把丁銀總數統計清楚，平均攤入到田畝中，按畝徵收。戶部對他的建議進行商討，認為那樣改變丁、糧分別徵收的老辦法，變化很大，不能實行，但是他提出的問題又必須處理，就讓廣東和四川兩省試行。因此在四川實行“以糧載丁”，於徵糧賦中帶收丁銀，廣東丁銀按地畝分攤。在這時，河南的太康、汝陽等11州縣可能也實行了“丁隨地派”。浙江常山知縣張德純曾實行“均丁於地”，達到了“民困以蘇”的效果。
這種時候，反對的人還是很多，福州人李光坡可算代表了。該地官員議論實行按田派丁，李極不支持，他除具有邱家穗的觀點，又認為滋生人丁永不加派政策固定丁銀，官吏不能放富差貧了，如果根據田地畝數派人丁，而各地田數不同，不能平均，若依田糧派丁，則稅糧有輕重不同，又不能不出現偏差。他還認為丁並於糧，長時間實行，有的人會認為有糧賦而沒有丁銀，會添設丁課，形成加賦的大毛病。拋開他的頑固態度不講，他提出了實行丁並於糧可能會隨時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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