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得刻板、缺乏變通，很多時候想法過於簡單甚至天真，許多他批閱過的奏章送到仁壽宮，劉璟都不得不重新斟酌，甚至推翻重來。幾位核心的相國（如高賓、蘇綽等）私下評價這位儲君時，也大多搖頭，認為他“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缺乏身為帝王應有的宏觀視野和戰略眼光。而在軍方，大將軍楊忠的評價更為直接，他曾委婉地向劉璟提及當年與劉昇一同作戰的經曆，說道：“皇儲殿下……作戰頗為急躁，追求速勝，有時甚至……嗯，在某些方麵，反不如二哥當年沉穩。”這話的潛台詞再明顯不過：劉昇若為將，最多做個中層將領，絕非帥才。
反觀三子劉濟，這幾年的表現則“成熟”得多。他極善於偽裝和保護自己。自從當年那件“爭儲”醜聞後，他在士林中的名聲一度狼藉，但他似乎毫不在意，反而利用這一點，刻意塑造出一種“看破名利、潛心學問”的淡泊形象。他經常閉門讀書，偶爾發表一些辭藻優美、充滿“仁政愛民”思想的詩賦文章，在文章中抒發自己“不慕權位，隻願百姓安康”的“高尚”情懷，竟也迷惑了不少不明真相、渴望“明君”的年輕士子，在身邊悄然聚集起一批狂熱的崇拜者，在清流輿論中占據了一席之地。
而他身邊那兩位心思詭譎的“哥哥”高演、高湛，則如同黑暗中潛伏的毒蛇，一直在利用舊日關係網絡，不遺餘力地為他搜羅劉昇一黨官員的錯處、把柄乃至陰私，仔細整理，妥善保存，隻待時機成熟，便要給劉昇以致命一擊。
從某種程度上說，劉濟更像是一個天生合格的政客，精於算計，善於表演，懂得經營人心，也能忍耐等待。他雖然不符合劉璟內心對“理想繼承人”的某些期待（比如過於陰柔權謀，缺乏光明磊落），但劉璟也有自己的盤算。
留下劉濟，讓他與劉昇形成一種微妙的製衡，如同在魚群中放入一條鯰魚，才能刺激整個朝廷，尤其是刺激劉昇，讓他不敢徹底懈怠，也讓各方勢力不至於完全倒向一邊。在這種“鯰魚效應”下，帝國這艘大船，或許才能更平穩地航行，避免陷入僵化與腐敗。因此，劉濟一直被留在京城，擔任著如“崇文館學士”之類清貴而無實權的文職，屬於標準的“清流”閒散宗王。
時間在平靜與暗流中，很快來到了這一年的十二月。依照舊例，各地刺史、都督、鎮守將軍紛紛回京述職，長安城一時冠蓋雲集，熱鬨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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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這個敏感的時刻，從皇帝養病的仁壽宮中，卻接連傳出令人不安的消息——陛下因思念皇後，悲傷過度，加之偶感風寒，竟至病體沉重，一度甚至無法起身接見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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