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就使得現在大明民間幾乎是不承認蒙元的正統性的，朝廷要編撰統一的史學教材，首先就是必須對於此事予以解釋，從政治的角度來說，其實這是很正常的，在坐的都是在朝堂上混了這麼久的了，政治有權衡是很正常的，什麼君無戲言都是扯淡，朱載坖本人就是畫餅的高手，太祖的這些操作是很正常的。
在反元的時候，自然是要高舉驅逐胡虜的大旗，等到統一之後，為了拉攏北方的士紳們，也要承認蒙元的正統性，這點在政治上是很正常的操作，但是現在朝廷在編撰史學教材的時候，必須對於太祖的這一整套行為做蓋棺定論的評價，核心問題就是本朝的正統性，同時對於現在的華夷之辯，也必須要予以考慮。
首輔申時行狀元出身，大魁天下，對於這些自然是極為熟悉的，申時行首先說道：“陛下，殿下，孟子言：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裡,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誌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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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時行的看法是很簡單的，華夷之辨屬於政治文化理論範疇。其核心要義是崇尚文明,以文化標準來判別某一政權文明還是野蠻。此評判與政權的族別、地域無關,且隻針對政權而非個人。簡而言之，對於蒙元的評價也是如此，元世祖能夠傾心向化，所以才能夠有天下，得到天命眷顧，但是其後世子孫不能向化，天命自然就不在蒙元了。
所以太祖起兵討元，既是反抗元的暴政，也是驅逐胡虜恢複中華的順天應人之舉，這兩種是統一的，變化的是蒙元，而非太祖。
這點也得到了輔臣們的讚同，羅萬化分管外交、理藩等事務，對於此事還是有發言權的，他說道：“陛下，殿下，苟以地言之,則有華夷也;以教言之,有華夷乎?夫華夷者辯在乎心,辯心在察其趣向。有生於中州,而行戾乎禮義,是形華而心夷也;生於夷域而行合乎禮義,是形夷而心華也。”
同時，對於太祖在討元和安定中原之後的不同態度，重臣們也做了解釋，諭中原檄中雖有“驅逐胡虜，恢複中華”之語，但其目的卻並不是要強調族群衝突從而將少數族群徹底驅逐，而是要激發中原民眾的華夏認同，避免其“反為我仇，挈家北走”，這是太祖極為高妙的政治智慧。
同時在天命上的承元也是對於大明來說又很現實的政治利益，“承元”的正統策略一道為大明統轄宋代版圖之外的地區提供了合法性基礎。因為本朝的疆土除了轄有兩宋故地之外，還轄有曾屬於元朝但不曾屬於宋朝的大片疆域。雖然這些土地大部分是漢唐故土，但本朝若在正統譜係上“繼宋”而不“承元”，無疑會削弱其在不曾劃入宋朝版圖的東北、甘肅、雲南等地區的統治基礎。
所以承元是必須的，但是承元並不意味著承認蒙元的正統性，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內閣認為，本朝的正統性，應該用太祖的即位詔書來予以解釋。
當年的詔書是說的很明白的：“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傳子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內土疆，豪傑分爭。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凡兩淮、兩浙、江東、江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蠻夷，各處擾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皆已勘定，民安田裡。今文武大臣，百司眾庶合辭勸進，尊朕為皇帝，以主黔黎。俯徇輿情，於吳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於鐘山之陽，即皇帝位於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二年為洪武元年。”
申時行說道：“陛下，殿下，謹按太祖之初心，天下取自群雄之手，亦無表示新朝是承蒙元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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