誇之辭。劉知幾感慨萬千，取出鐵骨史筆，在祠壁上寫下《論諸葛亮》一文，既肯定了諸葛亮的“鞠躬儘瘁，死而後已”，也客觀指出了他“連年北伐，勞民傷財”的弊病。此文一出，引來了不少爭議，有人讚他“客觀公正”，也有人罵他“詆毀聖賢”。可劉知幾毫不在意，他說“史家評價曆史人物，當功過並論，不可一味吹捧，也不可全盤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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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十一月，劉知幾在安州病逝，享年六十一歲。野史記載，他臨終前，將《史通》的手稿交給兒子劉秩，囑咐道“此書雖遭非議，卻能為後世史家指明方向，你務必將它妥善保存，傳之後世”。說完，他握著鐵骨史筆，在紙上寫下“直書”二字，隨後便溘然長逝。傳說他去世後，那支鐵骨史筆竟自行飛出窗外，化作一道青光，飛向長安方向，像是在訴說他對史學的執念。
劉知幾死後，《史通》的命運幾經波折，卻始終未能被埋沒。宋代的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鑒》時，多次引用《史通》的觀點，讚它“為史學之指南”；清代的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繼承並發展了劉知幾的史學思想，稱他“開史學批評之先河”。如今，《史通》已成為研究中國古代史學的必讀之作，那些帶著鐵骨史筆鋒芒的文字，仍在提醒著後世的史學家：史學的生命在於真實，史家的風骨在於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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